四川）、皇华书局（济南）、浚文书局（山西）、福建书局、贵州书局、广雅书局（广州）、敷文书局（安徽）、直隶书局（河北）相继成立，遍及全国各省，成为晚清时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当年众多的官书局刻书技师良莠不齐，像江南、浙江、淮南、金陵等书局，因主其事者多为江浙一带学者、名士，藏书丰富，所供底本多为善本，加之江南为全国最为富庶之地，地方财力充沛，出官帑刻书不计成本，刻书最精最好。而一些边远省份的官书局，也只是虚应故事，校勘、刻印多不精，少有足以称道之书。在他们当中，以浙江书局的刻本技师最精，位居各书局之首。其中所辑刊的《二十二子》，汇集了历代有代表性的精校、精注本，选目精当，刻印尤善，长期以来，备受图书版本界推崇，是该书局的代表性作品。江南书局为曾国藩首创，刻书忠实秉承曾氏“经史为选”的方针，儒家经典，历代正史之类的古籍，是它的主要出版品种。此外，张文虎的《史记札记》，歌颂曾国藩的《湘军记》是其特有产品。广雅书局的提调是王秉恩，校勘人中汇集了清末叶昌炽、王仁俊、陶浚寅、屠敬山等诸多名家，故它的刻书比较精审，出了不少好书。江楚书局刻印了一批介绍日本、英国、埃及等外国经济、文化、科技情况，服务于洋务运动的翻译作品，在官书局中独树一帜，蜚声神州。官书局刻本中，最为著名的还有五局合刻《二十四史》，其中，金陵书局刻了十四史，浙江书局刻了三史，湖北书局刻了三史，江苏书局刻了三史，湖北书局刻了三史，江苏书局刻了三史，淮南书局刻了一史，总为《二十四史》。五省官书局通力合作，按统一款式共刻一部大书，这在中国印刷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堪称是清代地方官刻书的一大壮举。

至于其他一些官书局，或因为地方官吏重视不够，或为财力支持不力，或因主事人文化底蕴不足，所刻之书大多乏善可陈。像崇文书局校勘不精、行款过密，字体扁宽，无清新之感，不为世人所重；山西书局经营不善，质量较差；云南、贵州、安徽的敷文书局刻书很少，影响不大；直隶书局由于经费不足，最后沦落到承揽代销私家坊刻书，勉强搭起书局架子，没有刻多少书。

光绪后期，清王朝在慈禧太后的统治下进入极度腐朽的终末期。以慈禧太后为首的统治阶级继续挥霍无度，使同治朝平定太平天国后暂时出现的经济回升也昙花一现，而经过庚子之变，国力已濒于枯竭，这些依赖政府公帑支撑的官书局再也无力维持下去，表现为一种文化上的回光返照，随着清政权的衰败而很快没落。官书局的最后结局多数在辛亥革命前后难以为继，陆续停雕。少数改变经营模式，演变成商业化的民间印书机构，如广雅书局归并到广州图书馆，一直到抗战前夕还在不断印书。浚文书局于１９３５年改成山西书局，但这早已不是官办性质了。

清末时期官书局的刻书数量十分巨大，据朱士嘉编辑的《官书局书目汇编》著录，总数有２０００多种，其中像江苏、浙江、崇文、广雅、皇华这种规模较大的书局，每家刻书都在２００种以上，这些书有许多都比较完整的保留到今天。清代后期官书局和它刻印的一大批“局本”书，是清代封建社会走到尽头的产物，也是一千多年传统雕版印刷在退出历史舞台前最后的辉煌。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雕版印刷工艺的精华。由于距今年代近，不似存世很少的宋元明版本，普通收藏者难以染指，市场上多有足本完帙出现。但在现今的古籍收藏中，人们对“局本”存有偏见，一是嫌其年代不够“古”，二是内容又多为经史，题材不“稀”，故长期不予重视。“局本”这一版块门类的市场价值也被严重低估。但随着时光流逝，这一版块的收藏价值正日益凸现，它毕竟是百年以上的旧物，而且不少刻印精美，曾经代表了雕版印刷史上一段最后的辉煌，其潜在的价值远未被发掘，因此，它作为极富升值前景的“潜力股”，正越来越受到古籍藏家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