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系死。这些实物以无可辩驳的资格证明，唐末五代及北宋初期的确流行过线装书籍。但多系民间草创，穿孔不定，形式不定。1974年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四层主像胸腹部发现了辽代写、刻的僧俗典籍一批。该塔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因此这些典籍的写、刻当不晚于这一年。其中有一部写本《大方广佛花严经疏序》及《劝善文》的合订册，很能反映线装书籍的演变状况。当然前提是这件东西必须不是后世另放的。这件东西已是四眼装订，与现今流行的线装形制无甚不同。如果真切可靠，则可以肯定中国10-11世纪线装书籍已经定型。只不过是中间有几百年的断档，直到明代中叶以后才又复兴起来。为什么已经兴起的装式又中断了呢?这个问题宋朝人有过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南宋初年的张邦基在其所著《墨庄漫录》卷四中说：“王洙原叔内翰常云：‘作书册粘叶为上，久脱烂，苟不逸去，寻其次第，足可抄录。屡得逸书，以此获全。若缝缋，岁久断绝，即难次序。初得董氏《繁露》数册，错乱颠倒，伏读岁余，寻绎缀次，方稍完复，乃缝缋之弊也。’”王洙字原叔，应天宋城(今属河南)人，是北宋嘉祐以前的人物。一生在朝为官，长期与编书写书打交道，所以对书的情况较熟悉，能道出书册缝缋与粘连的利弊得失。他的生活时代离北宋开国仅半个世纪，也证明唐末五代及北宋初年确曾流行过线装装式。但由于实践比较缝缋不如粘连，所以线装形式逐渐被放弃，蝴蝶装逐渐盛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