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融入更多的文化种类
明王朝是属于朱姓汉人的统治政权,在对于景德镇官窑瓷器的制作和发展中常常表现为以汉族文化为基础,相应地吸收外来文化,其中较明显地表现于明永乐时期。由于郑和下西洋带来了大量的异域产品,因此在这之后,景德镇御窑厂在皇帝的授意下开始制造一批模仿西亚金银器的瓷器产品,如花浇、鱼篓尊等,此外还有一些吸收了外来宗教文化的产品,如藏草壶、僧帽壶、无档尊等。
相对而言,清王朝由于是满族统治下的政权,因此,在景德镇官窑器上表现出了多种文化的交融性。首先,与顺治皇帝不同,出生于北京,生长于北京的康熙皇帝以及雍正、乾隆,自小对汉族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且在不断地学习中对汉文化十分精通,因此,他们对于汉文化的理解和热爱在景德镇生产的官窑瓷器上有着直接的表现,比如,在造型上崇尚仿古,尤喜仿宋、明;在装饰上则常见汉族文化中标榜士人情怀的题材,如“岁寒三友”、“携琴访友”、“竹林高士”等。其次,在清三代中国的对外交往与联系日盛,尤其是外国传教士的到来,为宫廷注入了一股新奇之风,各种各样
前所未见的科技产品和与中国传统审美观完全不同的绘画方法,都使得康熙、雍正和乾隆皇帝对此十分好奇,因此,在这种氛围中,景德镇御窑厂开始设计和生产一些融合了西洋风格的瓷器产品,比如模仿油画透视效果的粉彩开光装饰。第三,满族统治者对宗教始终保持着信奉尊崇的态度,尤其对于藏传佛教更是推崇,因此,为了满足统治阶级的宗教需求,景德镇御窑厂也根据切实需求设计和生产一些包含了藏传佛教文化的瓷器产品,比如贲巴壶。
较之于明代,先进的制瓷技术和开阔的眼界使得清三代景德镇官窑器的设计力量空前繁荣,同时,对传统的积极学习也为景德镇御窑厂的设计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三、康、雍、乾景德镇官窑瓷器设计艺术的具体体现
清三代官窑瓷器的生产随着西方文化及艺术的不断渗透,加之生产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景德镇官窑瓷器的设计出现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更多的是适应当时时代特征,根据具体实际情况而产生的。总的说来,清三代景德镇官窑瓷器的设计是实用与美观的完美结合。
1.康、雍、乾景德镇官窑瓷器造型设计艺术的特征
清代瓷器由于应用范围的扩大和新品种的出现,在类别和品种上较之于明代有所增加。按照瓷器的用途可分为以下几类:
(1)饮食器、盛器、日常用具类:碗、盘、杯、碟、盅、盏、壶、瓶、罐、洗、缸、盒、凳、桌、枕、烛台等。
(2)陈设、赏玩用器类:花瓶、花尊、壁瓶、桥瓶、插屏、花盆、花托,各类动植物造型的象生瓷、各类仿工艺品瓷器、瓷雕、瓷塑等。
(3)文玩用具类:砚台、水盂、印泥盒、笔筒、笔杆、笔架、墨床、棋具、蟋蟀罐等。
(4)仿古礼器、祭祀器皿、各式法器等。
纵观清代瓷器的造型,日用器皿大多沿用历代传统的式样,在官窑器中仿古的风气非常盛行,有仿商、周时代青铜器式样的,也有仿宋、明经典瓷器造型的。比如仿明代永乐宣德时期的青花鸡心碗、玉壶春瓶、天球瓶、脱胎杯、扁瓶等;仿成化时期的斗彩鸡缸杯、碗、“天”字罐等。不过,清代瓷器的仿古之风并不是一味的抄袭和翻版,随着审美习俗的变化和制作
工艺的不断改良,清代各类仿古瓷器造型多具有时代之风,展现了清代独特的审美风格和造型手段,尤其是清代康熙一朝,景德镇官窑中生产了不少新型的仿古样式,并且,这种创新之风也一直延续到雍正、乾隆二朝的景德镇官窑瓷器设计和生产之中。
2.康、雍、乾景德镇官窑瓷器装饰设计艺术的特征
中国瓷器装饰的发展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历史时期:自原始社会至隋唐时期可归纳为符号型阶段;隋唐以后,装饰纹样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逐渐演变为对自我体现的重视,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期盼开始融入到装饰纹样的内涵之中。尤其发展到清代,则更是在这一基础上增加了对情节性的表达和阐述,人们在欣赏纹饰的样式和外在表现形式的同时,扩展了审美的空间,由此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时代装饰方式。
在清三代官窑瓷器的装饰纹样中,无论是人物、花鸟还是山水题材均涵盖了当时几乎所有的思想范畴,比如太平盛世、高官厚禄、封建礼教、求子长寿、幸福美满、丰衣足食、连年有余、五子登科、一品当朝、竹报平安等等。
3.康、雍、乾景德镇官窑瓷器的成型技术
清三代景德镇官窑的陶瓷成型工艺中除保留了传统的成型技法之外,还通过工匠的巧思妙想发明出了许多具有时代性和技巧性的成型技法,尤其是乾隆
时期景德镇官窑瓷器更以工艺闻名天下。此时,景德镇官窑的窑工对于大型器物的制作可谓得心应手、巧夺天工。许多至今难以琢磨的复杂造型的大器相继问世。比如各色釉的转心瓶、转颈瓶、镂空套瓶、多色釉瓶、七级佛塔等的烧制令人叹为观止。在完全依靠手工拉坯的年代,造型复杂的大器需要分段制坯,然后组合成整体,既要严丝合缝,又要自由运转,设计和烧制都不能偏差毫厘。除大件器物以外,清乾隆年间的中小件器物也常常表现出官窑工匠的奇思妙想。如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各类交泰瓶,其瓶体多仿玉壶春瓶造型,但在瓶腹部则采用镂雕技巧使瓶身分为上下两部分,看似断开,实则仍为一体,暗含乾坤交泰之意,为了保证瓶体似断非断的造型特征,镂雕部分通常为“ T”型纹样或如意纹样。
4.康、雍、乾景德镇官窑瓷器的装饰技术
随着文化、科学的日益进步,景德镇官窑陶瓷制作过程中的装饰技法也不断提高。在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发展的悠久历史岁月中,官窑窑工在陶瓷装饰艺术方面积累的经验具有极其可贵的特点,归纳起来可分为:(1)装饰手法丰富多样。清三代时期景德镇官窑中所掌握的青花、古彩、粉彩、颜色釉、珐琅彩等陶瓷装饰手法是当时其他国家所不及的。这些装饰手法在色彩体系上既有单色又有多色,在装饰工艺上既有釉下彩又有釉上彩,在表现形式上既有图案形式又有绘画形式。(2)彰显独特的民族风格。从整体上来看,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景德镇官窑陶瓷装饰艺术从题材内容到形式技巧,均展示出了自己独特的民族面貌,此时的釉下彩装饰技法娴熟、色调高雅,釉上彩技术则充分地展现出官窑窑工的技术革新水平和形式创新精神,粉彩、珐琅彩技术的相互交融便印证了这一点。(4)装饰技法求变创新。清三代景德镇官窑的窑工为了迎合统治阶级的审美喜好,在装饰技法上不断创新。比如自康熙时期开始,景德镇官窑的青花绘画技法开始借鉴中国传统绘画中的晕染效果,以独特的“分水”[3]技法使画面层次鲜明,烧成后的青花装饰达到了“墨分五色”的画面效果。同时,在装饰构图上开始讲究形式的多样化,强调画面效果活泼且有趣味,可以说,自清三代开始,陶瓷装饰开始向中国绘画靠拢,从表现手法到图案的构成形式都被巧妙而生动地再现于瓷器表面,使中国的瓷器装饰步入了一个新的台阶,也随之为景德镇官窑的生产提供了有力的经济和技术保障。
四、康、雍、乾景德镇官窑瓷器设计艺术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
由于“上行下效”观念的影响,清三代官窑的设计思想也对于当时的民窑生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无论是装饰方法还是技术条件上都为民窑提供了丰富的借鉴对象,不但如此,清三代官窑瓷器的设计思想还为当今瓷器设计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以今天的设计理念来看清三代官窑瓷器的生产可以发现,即便是在三百多年前,中国的陶瓷生产者就已经充分地利用了合理的设计因素来指导官窑瓷器的设计生产,对统治者无条件的服从,对社会制度及审美观念的迎合,对技术条件发展的积极采用都是清三代官窑瓷器得以成功的重要设计思想根源,而且这种设计思想不但在当时对民间窑厂起到了指导作用,更重要的是它还为以后的瓷器生产提供了重要的设计引导,即将使用者(消费者)和市场作为设计的主体,紧密结合他们的需求和审美意识进行产品设计,同时积极地掌握新颖的生产技术和条件,没有技术的支持,任何设计都无法展开、无法进步。当然,在设计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积极地采用已有的设计基础,就像清三代官窑乐于仿造唐宋著名窑厂的代表性瓷器一样,我们今天的设计也可以将传统的优秀设计元素进行新的改造和技术加工,使之展现全新的面貌。
通
过对清三代景德镇官窑陶瓷设计与生产的系统研究分析,我们不难看出,陶瓷艺术与其他艺术门类一样,它是陶艺家的感情、素养、生活经历和艺术技巧等主观因素和客观现实相结合而物化的结果,所以深化创新的陶艺作品是自然美、生活美、艺术美、形式美、材质美、抽象美、技艺美等因素的综合体,这一切都表明陶艺作品的深化创新必须是一种创造性劳动。它的艺术价值并不表现在描绘了多少生活内容而在于它表现了多少别人之前没有发现的艺术新天地,开拓了多少新的审美领域,散发了多少新的感人气息。
总的说来,清三代景德镇官窑的设计成果是我们民族的艺术之花,它的艺术风格作为中华民族曾经热衷的造物形式已成为不可磨灭的文化传统,它光辉灿烂的成就足以令我们的子孙后代引为骄傲,但时代需要我们担负创新的任务,历史留给我们一条重要的启示就是勇于接受,勇于思变,要不断大胆地实践才能有所发展,也只有适当的放弃,不断地注入新的血液才能创造出新的生命力。
陶瓷艺术已成为一个发达国家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重要标志。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吸收现代绘画和现代雕塑的精神,但又不同于绘画和雕塑而赋予现代陶艺以新的概念。在泥土与水的融合中独辟蹊径地寻找一些特殊的语言,在装饰效果上积极学习清三代景德镇官窑的设计精髓,寻找突破口,把陶瓷艺术的创造推上一个崭新的台阶,从而开拓发展适应时代要求的新陶艺。
注释:
[1] 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北京,2004,第361页。
[2] 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紫禁城出版社,香港,1993,第 213页。
[3] 分水法又称渲染法 ,是瓷绘中使用较多、艺术效果较明显的创新手法。通过渲染使纹样具有深浅不同、浓淡相宜、层次分明、立体感增强、装饰效果逼真的特点。此法大多用于山峰处 ,用色浅淡或根本不施色 ,愈往山脚颜色愈浓 ,而且渲染得错落有致 ,层次分明 ,把山的明暗体现得恰到好处。
参考文献:
[1] 蔡毅:《清代粉彩瓷识真》,江西美术出版社,南昌,2005。
[2](清)蓝浦,(清)郑廷桂著,连冕编著:《景德镇陶录图说》,山东画报出版社,济南,2004。
[3] 中国硅酸盐协会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北京,2004。
[4] 王光尧:《中国古代官窑制度》,紫禁城出版社,北京,2004。
[5] 王宁:《论唐英对瓷业的贡献》,《中国古陶瓷研究》第 10辑,紫禁城出版社,北京,2004。
[6] 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紫禁城出版社,香港,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