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画达到成熟，乾隆后期由于粉彩的兴起而逐渐销声匿迹。由于当时产量较少，能够留传至今的传世品极少，据有关史料记载，原清宫旧藏康、雍、乾三朝珐琅彩瓷主要集中在乾清宫东端凝殿左右屋内，共有400余件。后来，其中的300多件于1933年古物南迁后离开故宫，1949年被运往台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还有40件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在收藏珐琅彩瓷最多的，当属海峡两岸的两个故宫，此外，上海博物馆和南京博物院也收藏了少量的珐琅彩瓷。零散收藏在世界各地博物馆和私人藏家手中的珐琅彩瓷，多是晚清流散出宫或被英法联军从圆明园掠走的。现在出现在市场上流通的珐琅彩瓷，基本上都是清末流散出宫的，数量非常少，因此，一件珐琅彩瓷重复上拍的情况就比较多。

纵观中国艺术品拍卖史，每一次珐琅彩瓷在拍场上的亮相，总会与天价联系在一起。2005年香港苏富比秋拍中，清乾隆御制珐琅彩“古月轩”题诗花石锦鸡图双耳瓶以1.1548亿港元成交，打破了当时亚洲地区单件艺术品拍卖最高成交价纪录；2006年香港佳士得秋拍中，清乾隆御制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以1.5123亿港元被香港收藏家张永珍女士拍得；2010年，香港苏富比秋拍中，清乾隆御制珐琅彩捶瓶以1.4066亿港元成交……今年，香港苏富比春拍，“玫茵堂珍藏——重要中国御瓷选粹”专场中，估价高达1.8亿港元的“清乾隆御制珐琅彩‘古月轩’题诗锦鸡花石图胆瓶”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此件珐琅彩胆瓶曾在1997年香港苏富比秋拍中以992万港元被“玫茵堂”主人Zuellig兄弟拍得。尽管由于此次估价过高或其他种种原因，现场拍卖未能成交，但很快便以私人洽购的方式以2亿港元的天价成交。

台湾著名收藏家、观想文物艺术公司董事长徐政夫认为，珐琅彩瓷在所有瓷器品种中，不仅制作工艺繁复，数量稀少，烧制精美，而且具有极高的艺术性，表现出很强的创造力，历来都是很多瓷器收藏家梦寐以求想要收藏的珍品，因此天价珐琅彩瓷的出现，也是比较正常的现象。“珐琅彩瓷的产生，是瓷器发展史上的巨大创新，它不仅色彩丰富，且有浓淡之分，由深到浅的颜色变化，能够表现出立体的感觉，还可以表现出明暗关系，非常适合在瓷器上作写实画，因此，将绘画真正运用到瓷器上去的即是从珐琅彩开始，而此前的瓷上绘画基本为图案画。珐琅彩的绘画从雍正朝开始主要由宫廷画师根据宫廷御用纸绢画的画稿进行绘画。据史料记载，当时画供奉纸画的名家众多，包括有王原祁、蒋廷锡、郎世宁、冷梅、唐岱、高其佩、袁江、董邦达、金廷标、李世倬、沈晖、袁瑛、王敬铭等，这些名画家的画稿被宫廷画师精心地描绘于珐琅彩瓷器上，形神兼备，独具风采。尤其是在

画面上配以相呼应的题诗和朱文或白文的胭脂水或抹红印章，将中国传统绘画中诗、书、画、印相结合的特点在瓷器上完美地表现了出来，使珐琅彩瓷更具艺术性和文化韵味。因此珐琅彩瓷代表了当时最高的艺术水平和工艺水准，价格自然会比其他品种的瓷器高。”徐政夫说。

对于珐琅彩瓷今后的市场，徐政夫认为，不论其他瓷器品种行情如何，珐琅彩瓷今后依然会受藏家追捧，市场仍会非常稳定。对于新进的藏家，他建议，收藏瓷器应量力而行，尽量收藏艺术性、工艺性好的瓷器精品，精品具有稳定的抗风险能力和升值潜力，对于珐琅彩瓷，如果有缘遇到，可适当收藏一两件，但也不必过于执着。

2.天价珐琅彩瓷背后的中国艺术品投资现状

这些年延续海外拍卖行在市场上成功地推出中国“皇家御用”概念后，国内各家拍卖公司也把与康雍乾三朝相关的所有拍品都作为极品推出，乾隆珐琅彩瓷也自然成为市场极力包装和概念化的一个对象。珐琅彩瓷外观雍容华贵，呈“内廷恭造之式”的风格特征。但与宋、元、明朝的瓷器相比，终不免露出一股富丽有余之气。当今艺术品市场上的投资人在瓷器审美上，用在鉴藏宋元时期艺术品上面的时间，不可跟前人同日而语。少了一个由浅及深的学习过程，与早期藏家饱学传统美学，出现了巨大的反差。在虚拟金融投机的氛围中，这种群体性的审美偏离，与各种媒体、拍卖公司的大肆造势渲染帝王御用品又屡创新高不无关系。市场跟风炒作日益气盛，买方市场的审美口味转向有赚钱效应的，以看得懂的纹样繁缛、色彩艳丽、构图饱满和工艺复杂为价值判断依据的皇家用品上。只买上升种类中的龙头品种，以短平快操作为主，由于资金充足，所以花再多钱也要抢到手。

不过，珐琅彩瓷器因市场对其相对比较谨慎，行为不理智的人还是比较少的。比如前车之鉴：清末民初大银行家、著名古瓷收藏家沈吉甫，珍藏名贵古瓷1000余件，但因未有一件古月轩的器物而感遗憾。1932年他因奸商做局而买了“打眼货”——民国高仿古月轩花瓶，一怒之下将其摔碎，而有了后来古玩界熟知的“八万元听一响”的故事。

明清官窑瓷器历来是每年春秋两季艺术品拍卖中仅次于中国书画的参拍大项。由于国内大多数顶级古代书画的买家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一般都是只买不卖，导致国内古画市场的单向流动非常严重。而明清瓷器相对于古代书画的存世量要大一些，且本身价格基础也较高。因此，未来几年间明清官窑瓷器将逐步超过拍场上中国古代书画的风头，尤其是远比元青花和清三代官窑精品瓷还稀少的瓷中翘楚——珐琅彩瓷器，将成为艺术品市场下一个天价的主要来源。

谁是天价推手

“玫茵堂珍藏”的主人是瑞士制药业巨头，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收藏中国瓷器。作为著名的英国古董商、中国清三代官窑瓷器的国际高价推手——普埃斯肯纳茨(Giuseppe Eskenazi)，在业内被人认为替“玫茵堂珍藏”收藏体系的完善立下了汗马功劳。“玫茵堂珍藏”的主人无论是认识了专攻明清瓷器的古董商仇炎之为其“掌眼”把关，还是从仇炎之手中买断160件藏品囤积，再或在外面不停地收藏着重器，都属于通过典型的买断——囤积到适时的宣传炒作，最后达到获利抛售这样一种投资模式。不同的是他用了长达50多年的时间来完成这个周期。

2007年中国游资成为当下新一代的中国艺术古董商的资本，他们在“现代仇炎之”的帮助下，买东西很“生猛”。其中不乏如民国时期的“戴润斋”那样的人物，透过自己的古董生意，致力为财力充裕且有志收藏投资的人士，建构起与博物馆无出其右的上乘收藏。只是目前国内无收藏家可言，在炒作

艺术品时，心太急了点，完全套用了炒股资本虚拟游戏的“买涨不买跌”手法。其游戏风险可见一斑，后果就是看谁接最后一棒，被高高地套在山巅上了。

企业家对艺术品的兴趣并非心血来潮。在他们眼中，艺术品不但可以像有价证券一样在全球市场上流通，像拿在手里的房子，不受不动产区域兑现的局限。目前看来，其投资回报率还要远远高于股票和房地产，再加上国内投资渠道不多，艺术品自然成为游资大量注入的选择。早在2007年的时候，一些江浙富豪像炒房地产、炒股票一样炒起了艺术品。他们闻出某个书画作品有增值味道，就会想方设法在各大小拍卖会场上，尽可能地先将其作品收集买断，囤积到一定的数量时，再在各大型拍卖会场，对同类的作品斥巨资拉抬“总是比别人多叫一口”的竞价方法，进行炒作宣传。比如，看上去为一件作品的竞拍他比别人多付了20%的钱，但他手里囤积的货，集体都升值了20%，这是一种金融杠杆方式的赚钱理念！他们最终会在合适的时机，选择某几个拍卖会，以远比原价高出许多的价格抛售。这些人的举动在不断刷新艺术品拍卖纪录的同时，也带给全球艺术品市场一种信息——“中国艺术品价位正处在大幅拉涨时期”。

　　同时，从2007年开始就有消息不断称，外国收藏家将抛出手中的中国艺术藏品。再加上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境外的藏家为解决自己企业资金链短缺的问题，连续低价抛售手中的艺术品，给中国有收藏意识的买家，增加了更多囤好货的机会，为后来参与天价拉升做好物质基础。反观中国艺术品市场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不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逆势上扬，短短两年时间内跃入“亿元时代”，与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后，境外人对中国艺术品的抛售态度有关。

　　谁来接盘

　　据业内人士分析，现在艺术品入市群体以民营企业为投资主力人群，其次是企业高层经理人。

　　未来国内收藏群体会进一步扩大，特别是企业收藏会有所增加，资产规模在亿元以上的超高净值人群，将是投资艺术品的主体，其次为资产规模在数千万元的人士。2011年中国的创业板上先富起来的一群人，手中拥有难以估计的财富已经是社会现实，他们必然要寻找投资渠道。目前中国富人的艺术品投资资本配置比例非常低，位列福布斯富豪榜前500位的中国“资本大鳄”们投身于艺术品投资的比例在5%到10%之间，而在国外这个数字通常为90%以上。

　　目前国内一些经济实力不俗的企业, 尤其是山西、内蒙古、江浙一带的民营企业和民间金融风投机构热衷于艺术品投资。他们借鉴英国伦敦1995年—2000年的文化产业复兴过程，文化产业一举成为居伦敦金融业老大之后的第二支柱产业之经验，窥视到艺术品交易类在这个第二大支柱产业中竟然占到了18%的GDP份额的事实。他们积极地以企业名义竞拍艺术品, 得手后凭拍卖公司出具的服务业发票, 以所购艺术品作为“固定资产”或“经营设施”列账。在有关税收法规迄今未予明确前，也有的企业将购置的艺术品列入“其他资产—艺术品”项下核算，待其处置行为发生时再作相关的账务处理。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在2005年曾经颁布了一条《关于明确企业所得税有关业务政策问题的通知》，其中第三条明确，纳税人为了提升企业形象，购置古玩、字画以及其他艺术品的支出，不得在购买年度企业所得税前扣除，而在处置该项资产的年度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虽然文件现在已经被废除了，但在执行期，许多企业还都是在年度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换句话说，用应当上缴国家的税前利润去做企业长期的再投资项目。至于企业是否用计提折旧、减值报损的方法去做点什么、图点什么就不得而知了。

　　“亿元时代”背后的风险分析

　　任何投资都有其自身的规律，尽管艺术品投资市场与其他两项投资品股票与房地产的成交

额相比，艺术市场成交额不到股票、房地产的1%，折射出艺术品投资市场的地位相对较低，还未成为大众主流的投资品，未来投资空间及艺术品升值空间还极具开发性。但就其投资的市场规律、风险来源、回报周期及回报规模等，市场还没有足够的研究与认识。大多数投资者还缺乏深入研究，受“炒作”影响，盲目跟风而上者多，与国外一些收藏家的收藏经历相比，致使投资买入的时机和价位都不理想。随着中国艺术品市场的逐渐繁荣和金钱的极度诱惑，赝品更会以惊人的速度弥漫至整个艺术品投资市场，并有愈演愈烈之势。更有甚者，一些电视鉴宝栏目今天刚推出某件精品赏析瓷器，不久后某拍卖会场上便会有类似的拍品出现。

　　因此市场上需要支持“亿元时代”的复合型人才非常缺乏，未来必将成为艺术品投资市场发展的瓶颈。

　　目前中国艺术品投资在合理避税、投资保险等方面的发展还不够成熟，艺术品投资需要价值认同。没有这个作基础，下一个接盘人是无法产生出来的。因此，艺术品未来趋势绝对不适合做短线投机。艺术品投资的长期收益率一定会高于同期国债，以投资为目的的艺术品投资基金，封闭期最短也在3年以上，一般的投资周期是5至7年。因此，流入艺术品市场的金融资本，实际上必须要比其他一些领域更谨慎、更具长远投资的眼光才行。

　　3.天价珐琅彩瓷的仿制史

　　由于珐琅彩瓷器的价格不菲，在珐琅彩瓷研制成功之后，清代及民国至现代的景德镇有一个竞相仿制的过程。然而，清珐琅彩瓷到底是从何时仿制，又如何发展的？目前，学术界对珐琅彩瓷本身的问题尚未完全厘清。笔者认为在清康熙瓷胎画珐琅研制成功之后，在景德镇历史上有3个仿制珐琅彩瓷的过程及时期。

　　清中期以后珐琅彩瓷在康熙晚年研制成功，经雍乾两朝达到顶峰，乾隆二十年前后，瓷胎珐琅彩及瓷胎洋彩生产基本上以景德镇为主，这种工艺和艺术形式得以在景德镇生根、开花、结果。

　　清御窑技工、画匠多是民窑的高手及技艺出众之人，其中技艺拔尖者，多不愿隶属御窑差役，其原因在于御窑工价固定，不会随市场价上升下扬，机制不灵活，且收入并不比自己经营获利更多。因此，在清中期至民国间，一些原在御窑的技艺出众的工匠多逃避御窑的缧役，更愿意自己经营以求自由自在。同时，他们在御窑工作的一些画本、样器、技艺，即使不偷回家也烂熟于心，经他们手制的珐琅彩及洋彩不计其数，尤其是在清雍正以后，珐琅彩的制作在清宫珐琅作渐沦为客串，而在景德镇生产成为主流，到乾隆朝之后，珐琅彩的制作基本上以景德镇为主，因此，珐琅彩的制作及技艺在景德镇高级民窑中已不是秘密，在后朝仿前朝的一些稀世珍品也算不上犯法，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悄悄地把活干了。

　　笔者认为，珐琅彩的技术在乾隆时就有可能以“古月轩瓷”为名作为民间珐琅彩而流传，以迎合除皇帝之外的高官权贵和富商巨贾阶层对于珐琅彩瓷的需求。应该说，这个阶层对高级彩瓷的需求极大，其心情、数量、界面远远大于皇帝的需求，而为他们生产的珐琅彩瓷又不能与宫廷珐琅彩瓷完全一致，因此，在这时出现一批类似民国施德之所藏的一批“古月轩瓷”，这批瓷器笔者认为就是珐琅彩的民间“山寨版”，其迎合的市场就是清代庞大的官僚、贵族权贵阶层。这批瓷器制作精美、器型渐渐复杂精巧，有复杂的动物雕塑造型，也有镶器造型，因为是后代仿制，有的加“乾隆御制”、“乾隆通宝”之款。其艺术风格繁缛精巧，穿金戴银，多用描金工艺，后期体型渐趋硕大、厚重，俨然大清帝国正典风尚。此类器型宫廷少有，多贵族豪富，特别是大商人喜欢订制此类东西。景德镇陶瓷专家罗学正把此类器称之为“重工粉彩”，笔者也在山西、河南、北京一些收藏家那里看过此类东西。据笔者估计，此类东西就是清宫珐

琅彩的民间“山寨版”，从清乾隆以后就为适合贵族官僚权贵豪富对于高级彩瓷的需求而生产发展起来的，它和清宫“瓷胎画珐琅”及“瓷胎洋彩”在原料、工艺上有相似之处，但为了与宫廷御用瓷拉开差别，在造型、画工及题材方面更为多样，其中有托清代名臣刘墉、戴震款的，也有书“郎世宁”款的，有的为追求高额利润，也有用本金描金，重工雕塑的，总之，这批东西不能称之为“仿珐琅彩”，而是迎合巨大市场需求的“准珐琅彩”或珐琅彩的“山寨版”，称之为“古月轩瓷”，宫中基本不用此类东西，故清档中也无此类用品的记录，此为景德镇高档民窑之产物，非官窑产品，但其款式常用“雍正、乾隆御制”之最高级别的珐琅彩款，显示出它与珐琅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批东西多在清中期尤其是清末制作出来。

　　清末至民国时期

　　据《景德镇市志略》和《景德镇陶瓷史稿》记载，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江西巡抚柯逢时向清廷上奏开办景德镇瓷业公司，建议“官方筹银10万两，余由该道自行集股”。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两江总督端方奏改商办：“江西景德镇瓷业公司，原拟官商合办，至今未有切实办法，该公司不如改归商办较有把握。”宣统元年（1909年），江西景德镇瓷业公司经核准立案。宣统二年（1910年），江西瓷业公司在景德镇正式成立，性质依然定为官商合办。除张季直、袁秋航、瑞华君等社会名流私人集资认股外，官方由河北、湖北、江苏、安徽、江西五省协筹，总投资20余万元，并把清御窑划归瓷业公司，聘请祁门贡生康特璋主持公司业务。作为取代原御窑厂的新式窑业，江西瓷业公司在清末是陶瓷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为古老的陶瓷界吹进了一股新鲜的空气，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留下了许多可圈可点的创新之处。比如在体制、制胎釉技术、艺术颜料、款式、品种方面多有进步，是自清中期以后中国陶瓷艺术又一次稍有振兴的时期。如果说在民国之前珐琅彩瓷多以“古月轩瓷”之名托制，民窑在许多方面无法完全仿制珐琅彩瓷，一是因为民窑之体制不可完全模仿官窑，否则有违制之嫌，搞不好是要杀头的，而一般官员也不敢用完全仿官的东西，除非此器来自皇帝赏赐，或折价而来，要仿也只能偷偷摸摸，暗中牟利，从不敢公开模仿。而到清末以后，尤其是入于民国，政治体制改变，在景德镇的御窑已完全解散，其工匠技艺或并之瓷业公司，或转向民间，故珐琅彩瓷的仿制已进入了公开而全面的时代。

　　一方面，从宫内流出的器皿日益增多，社会上旧王公贵族由于失势求生也转卖一些旧藏，再加上1924年在故宫博物院开放之后，真正的“瓷胎画珐琅”展览，终于正式向社会露出其“庐山真面目”。另外景德镇还有大量的清代旧胎，于是，珐琅彩瓷仿制的真正“黄金时代”到来了。此时出现了一批仿清宫“瓷胎画珐琅”的名手。有的用康雍乾的旧胎质加彩，有的系新胎加彩。民国时期，还仿制有珐琅彩效果的乾隆“九江瓷”，有些作品颇能乱真。

　　民国时，善于在原坯上后加彩的有：江西的詹元广、詹元彬兄弟、吴仲英、詹兴祥；北京的刘春风、洪泉华、洪华陈、詹福利、何莽子、沈崇光、刘永清、郑乃恒、岳虎臣等。而这批瓷器与清宫珐琅彩相比，颇能乱真，在型制、胎釉、画工、款式等方面都可追比前朝，但由于大多数无法比对真品，仍有一些破绽可以考究，比如款式和口沿、底部一些细微特征，在画工上仍有一些沿袭“古月轩瓷”的旧习，继续有“郎世宁”款的错误，但总体上，真正的珐琅彩仿制时代开始了。这个时期的仿品主要一是迎合新兴的权贵富商对于高级宫廷用瓷的享用需求，二是满足社会一般阶层尤其是富有商人市民阶层、收藏家阶层对于珐琅彩瓷的窥视心理和占有心理，这还是很有市场的。

　　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

　　新中国成立以后，珐琅彩瓷

的仿制基本停止，中国的现代陶瓷工业基础基本上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建立的。

　　一直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景德镇的高仿业逐渐成熟，同时，对于珐琅彩与粉彩的区别在业界就语焉不详，仿古界也在摸索珐琅彩瓷的仿制之术，由于从上世纪40年代后战乱，珐琅彩的仿制基本上告停，至21世纪初已近60年，会此技术的人基本作古，应该说珐琅彩的制作工艺基本失传了。90年代末，国内外一些拍卖公司相继出现珐琅彩瓷拍品，高昂的价格逐渐引发了景德镇高仿业对珐琅彩的仿制热情。

　　这时候，出现了许多公开的研制者，如熊建军、江训清、黄云鹏等，他们的作品可以公开定位为仿制品，也产生相当可观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对于珐琅彩的仿制，他们多用景德镇的粉彩工艺为之，对于清三代珐琅彩的彩料、工艺、胎釉无法原品测试，故珐琅彩的仿制多是近似而已。而在画工水平、书法水平及工艺认真的水平上，也难以与清三代珐琅作的画匠水平相抗衡，细细品味其精神气韵，难以达到当时的高度，虽然现代拷贝技术一流，但心力之专注无法达到精微处，同对，在色料的配制上，尤其是在雍正七年之前的珐琅彩进口色料的配制，无法追摹前朝，故今日珐琅彩之仿制多雍正七年之后的白地彩绘及乾隆的洋彩风格，而少康熙、雍正的色地风格。因其色地风格，其色料难寻当时的进口色料，而雍正七年以后的珐琅彩色料多为本国土制，均为日后构成“粉彩”的色料，越到后来，“粉彩”的特征越强，故今日雍正乾隆官窑粉彩仿制多用今日之粉彩颜料，珐琅彩也是如此。而有些仿家在近年还专门到国外去寻找所谓的当时进口珐琅彩料，但买到的也仅仅是今日国外的釉上彩料，非当时的金属画珐琅颜料，因此，烧出的效果与当时的珐琅彩相差甚远，难以追及。这种状况延续至今。目前，也有仿家以金属画珐琅颜料在瓷胎上试验，此法思路上对头，但在一些技术或艺术上仍有长路要走，因此，珐琅彩的研制今日虽比民国时期图片资料更多，但要求也高，要真正高仿清三代珐琅彩瓷，达到完美程度，至今罕有。

　　即便如此，由于社会上对于高仿珐琅彩瓷的需求一是出于欣赏珍藏，二是出于增值牟利，再加上社会并无真正的内行在其中指导，大家也就抱着“有甚于无”的态度去购买收藏，价格也从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这对促进陶瓷文化普及，推动当代景德镇陶瓷仿古业的发展，带动瓷业就业率的提高还是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