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瑞仁年轻的时候，手工制陶技艺在丰城是个非常热门的行当，学的人很多，由于销路好，最高峰时村子周围有30多座窑同时开烧，城里还开办了陶厂。后来随着金属、玻璃和塑料器皿的出现，用土陶器的人越来越少，厂子也就倒了。但他舍不得放下这门手艺，就来到了山沟沟里的陂上村，在丰城目前仅有的这家手工制陶作坊里打工，虽然赚得不多，但天天摸着陶土，心里踏实。

仍有一些消费者，愿意选择这古拙的陶器作为盛酒盛油的容器。这个小小的陶器作坊，是丰城、樟树、新干、乐安、进贤等周围五六个县市日用土陶器的主要供应地，还可以勉强支撑作坊里十几个老人的吃穿用度。

只是在陶器生产逐渐走向机械化的今天，流传了数千年的手工制陶手艺，在和现代文明的交锋中疲态尽显、溃不成军。像江瑞仁这样身怀技艺的老人，更在逐年减少中。

杨顺宝 65岁，曾再生 57岁，杨正根 55岁，甘立新 52岁。这4位，是陂上村手工制陶作坊的顶梁柱。

见记者拍照采访，已过天命之年的杨正根像个孩子一样给大家表演起了制陶技艺。他在制陶的底轮上放上泥坯，用脚趾转动底轮，双手把泥坯一点一点叠加在一起，慢慢地，就制成了一件生活用器的雏形。这一刻，古老的农村手工制陶文明在我们面前变得那么真切、具体。

罗明辉也是作坊里的一名老师傅。记者见到他时，他正拿着一块板子在酒壶坯上敲打着，“这是装酒的壶，如果现在不压紧，烧出来就会漏。”当记者问他是否有意把手艺传给自己的儿女时，他不假思索地说“不会”。他告诉记者，自己的两个儿子，一个木工，一个沙工，每天工钱90元钱，还包午饭。而自己一天只能赚到20元钱，吃的还是自己的，“你说我愿不愿意？”他反问。

记者以同样的问题问了杨正根、曾再生，得到的答案大同小异。虽然老人们内心对手工制陶有着一份难以割舍的情结，但要他们在今时今日作出“子承父业”的决定，多少有点强人所难。

陂上村手工制陶为今人了解洪州窑的制作历史和演变过程提供了佐证。而这门继承和沿袭了几千年洪州窑历史的手艺将随着这批农村制陶人的老去而面临消失。

从1999年任陂上村村支书至今，杨国香亲眼见证了手工制陶作坊在陂上村的没落。她告诉记者，“只要刮风下雨，这个作坊就会倒。我们村委会每年至少要拿出1万元钱用于这个作坊的翻新维修，可年年倒，年年修，这也不是办法呀！”杨国香语气中充满了无奈。

而最令她头疼的还是手工制陶手艺的传承问题。村里一直在寻找有志继承这门手艺的年轻人。但在现代工业产品的冲击下，土陶的质量、销量都限制了农村手工制陶业的发展。赚不到钱，年轻人都不愿来学习。最近一次有年轻人到村里来学手艺还是在2007年的时候，可没学多久就走了，“作坊没有效益，根本留不住年轻人”。

那么，谁来拯救这正在没落的手工制陶技艺？

“为了更好地保护手工制陶这一濒临失传的古老技艺，丰城市文化部门正着手将‘丰城陂上制陶工艺’整体申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丰城市申遗研究保护中心副主任甘晓鹏的一番话让我们看到了延续洪州窑文明的希望。

“陂上村手工制陶带有鲜明的地域性，可以肯定地说，它就是洪州窑的‘遗腹子’，是洪州窑制陶工艺历史上不可或缺的片断，社会各界理应加强抢救和保护。”丰城市地方文化研究所毛静所长如是说。

引入社会资金，在古法制陶的基础上开发适合现代人使用的产品；或者，与旅游线路相结合，作为城里人亲近泥土的游乐项目来进行推广……或许，是传承与保护这一手工技艺的可行途径。

拯救陂上村手工制陶，就是传承和保护洪州窑文明。我们期待，随着“丰城陂上制陶工艺”开始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这项即将失传的古老技艺会像洪州窑文明一样，在江西这片红土地上薪火相传，长燃不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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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州窑，唐代六大名窑之一。它从东汉晚期始，经三国、两晋、南朝、隋、唐、五代，约有800年历史。在唐代早期得到较大发展，胎多为黄白色，少量灰白色，粗糙但较坚硬。1992年至今，文物考古部门在丰城洪州窑遗址发掘出土各类窑工具和青瓷器计11985件，并在丰城辖境内6个乡(镇)、19个自然村调查核实了20余处古瓷窑址。大量资料表明，丰城应是中国青瓷器的最早发源地之一。此项发掘被评为1993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1996年，经国务院批准，洪州窑窑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