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处它的主人据说耗资1200万才盘下的院落，其实是前后两栋二层小楼，中间空出一50平米左右的内院，建筑的外部结构和内部格局其实

都非常不北京，却类似日本，尤其它临街的门脸、店招和那道拉门，简直就是《艺伎回忆录》的布景。店内的空间也如东洋般局促，又到处都是书，所以进来两个人，屋子里立刻就显得满满当当。

就这样紧张的空间，主人还要放置景德镇的瓷器，而且都是大件。

在“书茶”发现景德镇的瓷器，类似天上的繁星闪烁，我们首先注意的当然是书，然后是实木家具，接着我们注意到一丛丛的绿色植物，而盛放这些植物的，正是景德镇的青花水洗；接着我们发现，墙角一溜的青花釉里红罐，好像是盛茶叶或者别的什么食物；然后是茶具；然后是花插与摆饰；还有盥洗间的水盆与挂件……

陶瓷元素渐次呈现，几近主角，有那么一瞬间，我恍若身在景德镇。

有一次，我在莲社北路上闲逛，邂逅了一位从北京来的先生，他声称自己因为喜欢景德镇，所以索性在景德镇盘下了一爿店面，收点瓷器，摆一张茶几，隔段时间就来景德镇小憩几天，把盏品茶，很是快乐。

其实很多景德镇人都有类似双栖生活的体验。

我知道北京城里有不少景德镇人，其中不乏事业做得很大的，他们中的谁，会不会把景德镇的瓷茶人生移植到北京来呢？我坚持认为，类似南锣鼓巷这样的地界，特别能接景德镇的地气，雕塑瓷厂的乐天陶社与创意集市，与这里有着相同的风情。我因此认为“书茶” 不会是景德镇惟一的场，应该还有别的类似的店面。

却到底没发现第二家。

景德镇的产品走出去了，但景德镇的人一直还在景德镇。

我说的是一种观念。

2004年８月，我到四川夹江采访时，当地官员曾谈到，夹江这个地方处在乐山大佛和峨嵋山这两处世界遗产之间，每天有大量的游客在两地穿梭，从夹江穿城而过，就是不下来“稍作停留”，这个名号为“西部瓷都”的地方其实主要生产建陶产品，当时不过是佛山陶瓷的一个战略转移承接地，这样的产品对于观光客而言是没有吸引力的，因为没有文化附着。

我记得那位官员话锋一转，说如果有景德镇的陶瓷大师到夹江落户的话，他们会非常欢迎，“就是设一个工作室在这儿也是非常好的”。

较之其他陶瓷产区，景德镇陶瓷一个最明显的优势，就是它有非常明显和浓厚的文化附着，最初级的开发也许就是成为各旅游景点的纪念品，但在观光旅游渐向度假旅游或者叫休闲旅游转变的趋势下，景德镇的陶瓷产品更大的作为，是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范式。

我们进得家门，地面选择铺陈什么样的地面砖，墙面如何处理，选择什么牌子的卫生洁具，是“科勒”还是“TOTO”，屋内的陈设选择怎样的瓷器，缸用什么缸，盆用什么盆，刚从花店里购买的那束马蹄莲插进一个怎样的花瓶，从餐具在使用过程中叮当作响的碰撞声里，我们马上可以判断使用的是唐山的瓷还是景德镇的瓷……诸如此类，等等，等等。

不同的生活方式的选择，甚至决定着你不同的阶级属性。

未来的所谓“文化创意产业”，说白了就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出售。“新天地”是这样，“田子坊”是这样，“三里屯”、“后海”和“南锣鼓巷”还是这样。这些所谓的“时尚高地”，其实不过是一种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的衍生物，东西方文化在这里纠结缠绵，传统与现代在这里往来无碍，农业文明的遗址上盛放数码时代的鲜花，很中国的空间里穿梭的却是很西方的向往。

这是一种典型的时代混搭。这时候，景德镇又在做些什么呢？

井底的景德镇和井外的世界

说实话，我在看了目前景德镇的种种陶瓷传媒后很失望，这里面不仅仅是专业不专业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内容与形式高度雷同的问题，而是在这个现象之下，普遍弥漫的自恋情结和普遍存在的自娱行为。

景德镇，你实在太自以为是了。

不是瓶子，就是瓷板；不是大师，就是高工……这似乎是景德镇所有陶瓷出版物的例牌与全部。我有朋友从北京来，专门奔千年瓷都的陶瓷来的，在莲社路上走了几间店，也收了几份杂志、报纸或者DM，花纸头一堆，一堆花纸头。那哥们儿也不是个有涵养的主儿，张嘴就伤人：景德镇就只剩这个？难怪会被摘牌！

2008年，马未都因为不识渣饼，而让景德镇人笑了个“花枝乱颤、一地烂红”。

如果聊别的话题，景德镇人可能还能听进一二，可如果谈陶瓷，景德镇人会毫不见外地将自己摆在一个施教者的位置，我认为这是长期处在中心地位的必然情结。2001年，我在写作《景德镇批判》时，曾以“独孤求败般的刚愎心态”来形容景德镇陶瓷文化中这种非常负面的东西。

我甚至认为，如果这些负面的东西不能得到有效清除，就会成为一种文化的终结者。

在《景德镇批判》一文中，我曾经以景德镇满大街的大花瓶为例来具象这座城市的陶瓷文化，它在集大成地再现景德镇人的聪明才智、最为辉煌地体现了景德镇瓷器发展的卓越成就的同时，也具象了景德镇某些负面的东西：

比如重制造轻销售的崇师风尚。

比如不计成本地追求极致。

还比如技术垄断带来的财富垄断……

在景德镇的千年制瓷史上，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不同时代的大师的名字和作品，但我们看不到有成气候的瓷商青史流名。这座在中国最早产生产业工人的城市，却最终没能成为中国最成熟的商埠。

在世界吉尼斯纪录陶瓷篇中，景德镇完全有资格占据垄断，这些极大、极高、极薄、极细、极复杂的景德镇瓷器的确可以用鬼斧神工来形容，但每一件作品的背后都需要极其昂贵的成本支付，不说人工，仅就成品率极低一项就足以让其成本成倍上扬，在景德镇高档瓷的制作过程中，百里挑一已经不是一句夸大的形容词。

技术垄断意味着财富垄断，收入的两极分化程度因为以下两点因素而被人为放大：景德镇所处区域一直是中国最为富足的廉价劳动力市场，大量涌入的廉价劳动力有效地抑制了初级工人和艺人的收入上扬；产品的技术垄断和高成本投入，意味着产品在实现商品化的同时高附加值的形成……

在景德镇生活与工作过近三年后，我认为我当年的观察与判断依然是合适的，这座城市尽管有了非常大的改变与进步，但一千年这个筐实在够大，因为文化沉淀而存在的负面因素，依然是景德镇一个不小的发展障碍。

我曾经说过：景德镇是座大师横行的城市。景德镇不仅有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同时也有省级甚至市级大师。这种对大师崇拜的文化背后，是景德镇陶瓷产业结构的单一，是产品销售方式的原始与粗放，是通路的逼仄和对市场需求的无视。

大师横行的结果，是景德镇放弃了日用瓷的生产，在陈设瓷上“一条道走到黑”。

最近几年，景德镇陈设瓷的行情一路看涨。表面上是因为国情变化使然，中国人开始有了艺术品收藏与投资的雅兴与闲钱；而更深层次的揭露，是景德镇陶瓷的阶级属性再次被激活，其产品离百姓的日常需要越来越远，以官本位为核心的官窑文化，直接把很多大师的作品拖入腐败的泥淖，沦为可耻的雅贿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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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我们没理由不认为这是景德镇陶瓷产业的一种反动与退步。

1996年，当时的上海博物馆副馆长、著名陶瓷鉴赏家汪庆正先生发表了一篇题为《明末清初景德镇制瓷业的重大转折》的文章。 汪先生认为，在明万历三十五年 （1607）以前，景德镇瓷业生产一直是官窑占据着统治地位，而在此之后，民窑因为对欧洲市场出口的剧增和国内市场的扩大，逐渐成为景德镇陶瓷的主业。

也就是说，自那个时候起，景德镇的陶瓷产品就已经完成了它的民本转型。

这个时候的民窑陶瓷，以盘、碗等实用器为主。

检索中国陶瓷史我们能够发现，景德镇的瓷都形象在早年间其实是通过其日用瓷的生产与销售来扬名立万的。

从郑和舰队遗留在非洲大陆的残瓷碎片，到新近从大西洋底打捞出水的300年前的沉船货舱，我们都能看到景德镇日用瓷的温润光芒。如果用汪洋恣肆来形容景德镇瓷器当年独步中国乃至世界日用瓷市场的盛况，那么非常遗憾，今天的景德镇只能是涓涓细流。

有专家认为，景德镇的式微正是从其日用瓷市场份额的萎缩开始的。

这一判断能否成立对景德镇应该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

2004年，“封都事件”搅了景德镇千年华诞的局，《瓷都晚报》的几位记者曾专门到潮州采访这位“僭越者”的陶瓷产业状况。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枫溪镇采访一位“调羹大王”，那人专做调羹，一面墙上琳琅满目挂着百余种款式的样品，据他自己说，他隔一段时间就会去趟日本，逛市场，购买每一款从前没见过的调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