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更为深刻。如对仿古铜器、时造铜器的鉴赏观念有了实质性的转变。这些藏品也时常被当作追慕传统的媒介，成为交游、聚会，互相观摩、鉴赏的对象，甚至是养花熏香的陈设用品。总体而言，明代的铜器收藏晚期胜于早中期，民间盛于朝廷。晚明铜器收藏种类繁多，铜器收藏群体的外延有所扩大，上至皇室达官、文人雅士，下至商贾巨擘、普通百姓都有参与铜器收藏的情况。而且精美铜器也常常是贿赂送礼的贵重物品。例如当时人将铜器作为贿赂权相的物品，在公元1562年内阁首辅严嵩的抄家清单上，严嵩、严世蕃父子家中所藏的诸如鼎、彝、炉、瓶、筒、剑、乐器以及各式生肖动物等各类精美铜鎏金器，共计1127件之多，共重六千九百九十四斤零二两。当时董其昌、韩世能、王世贞兄弟、张应文、高濂、姜绍书等文人名士也都收藏铜器，集中在江浙一带，主要是在苏州、南京、杭州、上海及其周边地区。当时江浙地区繁盛的艺术品市场和艺术品鉴赏风气使得这里的铜器收藏也冠绝东南，藏品丰富，藏家众多，铜器收藏活动空前繁盛。闲暇时间他们时常摩挲彝鼎、手揣真赝，辨伪识真。还有常与文人、鉴赏家聚集一起，辨别真伪，品评优劣的市民阶层。其中逐步崛起的商人阶层是当时从事铜器收藏的一股主要力量，也是连接各区域铜器藏家的中介环节。此外，专业古董商人不仅买卖铜器，很多也同时热衷收藏。还有一部分下层文人、普通市民、僧人道士等也附庸风雅购藏铜器，他们有时可能通过一些特殊的机缘反而能得到数目众多的精美铜器。特别热衷于对鼎、彝、觚等器物的收藏晚明铜器收藏的品种在整体上很丰富，藏品在制作时代从上古三代至晚明当朝，在品种类型上不仅涵盖了大型礼祭重器，而且不乏小型的实用和陈设品。收藏品种上传承了以往各朝热衷收藏的诸多古铜器品种，特别热衷于对鼎、彝、觚等器物的收藏，其次对于仿古铜器以及当朝所制作铜器的收藏上也有所拓展，增加了不少具有晚明时代特色的新品种。这使得晚明铜器收藏自成一体，具有系统性和丰富性。例如当时人所鉴赏的古鼎，大小不一，形制各异，装饰不同。藏家还根据古鼎年代、样式、纹饰、尺寸等方面品评高下不同，将所藏古鼎做上、中、下各级品鉴，并设定有各类品级的“标准器”。书中记载方鼎以飞龙脚文王鼎为上品在《燕闲清赏笺》中记载方鼎以飞龙脚文王鼎为上品;光素者如南宫鼎为次赏;若周象簠鼎，瓜腹鸡腿方耳环耳敞口鼎炉等俱不堪玩，属下品。鼎原是夏商周时期盛放熟食的器物，也有祭祀功用，故有五鼎三鼎之供。晚明所收藏的古鼎不仅仅供赏玩之资，藏家也据其形制大小，为其安排不同的用途。晚明则以收藏的古鼎焚香之用，大鼎陈于厅堂之上，小鼎置之斋室之内，可宜书室熏燎。晚明铜器收藏的兴盛，使得收藏群体有所拓展和延伸，这不仅有利于铜器的收藏价值得到提升，同时也诱使铜器藏品频繁交易和流通，为铜器收藏提供了便利的方式，从而进一步促进铜器收藏的发展。晚明铜器收藏途径多种并存，且各种不同途径互为补充。譬如购买、酬酢、朝廷征集、夷族朝觐、古墓发掘、家世承传等。就全国而言，晚明最为普遍的铜器藏品获取方式是通过交易。通过这一途径获取铜器的人群也最为广泛。无论是严嵩、董其昌高官厚爵之流，还是项元汴、李日华、张岱文化人士之辈，甚至商人、普通市民。闲暇时逛逛集市的古董店铺，是他们的乐趣。凡是有繁盛艺术品交易市场存在的地区，艺术品商铺出现的集市上一般不会缺席铜器这一品种。如在北京城东城北的集市，大约十天一次，逢初四、十四、廿四开市，铜器的交易较为常见。若遇朝觐之年，则种类更是齐全，况胜常时。这可从完成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的《皇都积胜图卷》中可以得到印证。从图中出现的嘉靖年间修建的北京外城和跋文写作时间来看，该图作于嘉靖末年到万历前期。真实形象地反映了明代中后期北京城的繁华盛况，游人熙来攘往，热闹非凡。图中描绘的正阳门与大明门间的棋盘街一派繁荣景象，在街边设置的摊铺上可以看见不仅有三代彝鼎、六朝佛像，还有铜灯台、铜锁、铜如意，以及铜宣炉等等。在苏州也形成了不少的艺术品交易场所，其中不乏铜器交易。此外，铜器藏家也常常借助游访酬酢获得藏品。如晚明在文人荟萃的江浙一代，购藏地点星罗棋布，文人名士们常在闲暇时间利用铜器的品鉴收藏消磨时光。他们与自己钟爱的藏品或是在游山玩水中偶遇，或是在闲暇逛集市时不期而遇;或走亲访友，与同道好友的雅集博古中获得。在文字记载和晚明绘画中都屡有所见，晚明文人热爱雅集。文人雅士藉由频繁的交游、聚会，互相观摩、鉴赏收藏品的活动，收藏自己心仪的铜器，如项元汴、董其昌都是其中知名者。晚明铜器仿制：采用金银嵌和唐银平脱两种技术晚明市场上如此数量巨大、种类繁多的铜器需求，成为当时铜器创作发展的重大推动力。越来越多的人从事铜器筹造行业，但古铜器仿制也随之大量出现。因此，了解当时铜器仿制品的特点至关重要。晚明铜器的仿制技术比前代有了很大的提升，采用金银嵌和唐银平脱两种技术，花纹既多用一般折枝花鸟文字，又多从墨盒等小件应用器物上发展，更不大容易看得出和古代金银错彼此关系了。例如“金银错技术”仿制，明代常以“剔红法”“堆花法”做成芝麻地或锦纹地，用以凸显器物上的主题纹饰龙凤、折枝花等，再施以厚鎏金，这种仿制方法甚至还影响到清代造办处的铜器仿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