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红陶襁褓婴孩　　

重要的考古发现

　　1998年，在进行宿州至永城公路濉(suī)溪段改建工程中，濉溪县百善镇以东路段施工时出土了大量的古瓷片、铜钱等，遂上报安徽省考古研究所；1999年初，百善镇以西路段动工，在柳孜村施工中发现大量陶瓷、古钱等，还有一处石构古建筑遗迹。5月初，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安徽省考古研究所与淮北市博物馆和濉溪县文管所共同组成考古发掘队，对柳孜的石构建筑遗址进行发掘，从5月4日至11月7日，历时200天，布探方8个，累计发掘面积900余平方米。有三项重大发现：一是出土一座宋代石筑码头，二是出土8艘唐代沉船，三是出土了隋、唐、宋、元时期的来自全国20多座窑址的近10万片瓷片，其数量之多，涉及窑口之众，品种之丰富，十分罕见，为研究中国陶瓷发展史及制瓷业的生产、运销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柳孜遗址古船发掘现场。

柳孜遗址出土的金代鱼纹盆。

　　这项考古成果意义重大，被评为199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2001年柳孜隋唐大运河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进入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名单，目前正在积极做好前期申报工作。

　　安徽省宿州市从2006年4月到2007年9月也有两次汴河故道的考古发掘，据宿州市博物馆高

雷先生《大运河宿州段考古成果汇报》说：发掘面积共1064平方米，出土各类以瓷器为主的器物3900余件，涉及20多个窑口，从这次发掘得知河口宽32.6米、底宽20米、深5米，文化层共分9层。2009年10月，淮北市为迎接第五届大运河文化节，对淮北市百善镇老街大运河遗址进行了挖掘，得知文化层共分8层，清理出一批唐宋瓷器。

　　据阚绪杭先生《淮北柳孜运河遗址发掘报告》：瓷器在柳孜遗址的发掘中大量出土，(这次发掘主要是在唐代地层)整理的瓷片近10万片，器型有碗、钵、盘、盏、盆、罐、壶、瓶、坛、灯、瓷塑、盒，可修复件中碗917件、盘69件、盏119件、盆37件、钵209件、罐129件、壶28件、瓶6件、坛8件、灯4件、盒7件、盂6件、盏托1件、枕9件、瓷塑2件、铃15件、三彩器38件。釉色有黄釉、青釉、白釉、黑釉、彩釉、影青等，多数釉色深浅不一。其中黄釉较多，次为青釉、白釉、酱釉、黑釉等。多数瓷器釉下施一层化妆土，胎釉结合较牢，极少数有脱釉、飞釉现象。器表多素面，有少数点彩、彩斑、三彩及窑变现象。装饰方法有贴花、刻划花、绘花、印花、塑花，少数器物有文字装饰。

　　在发掘遗址期间，当地博物馆与文管所也从沿线百姓家中征集到一些残碎瓷器，主要是民间日常生活所用碗、盘、盏、壶、钵等几种器类。唐、五代时期的器物以饼底、平底、玉璧底、窄圏足的碗、钵、罐、壶为主，口沿特征主要是敛口、侈口、圆唇和半圆唇，器壁多较厚重。两宋时期器物的特征主要是：底部大多为圈足，少数为平底，宋晚期内底多有涩圈；口沿特征主要是敞口、敛口、平沿、卷沿、六出筋、八出筋、十出筋、莲花形、葵花形等形式；器壁有浅腹、深腹、弧壁、瓜棱、斗笠形等；釉色以青、黑、白、影青釉为主，少量为黄釉、柿红色釉；装饰手法以胎装饰为主。可基本判定其所属窑口和窑系主要有邢窑、寿州窑、萧县窑、东门渡窑、磁灶窑、巩县窑、长沙窑、鹤壁窑、景德镇窑、吉州窑、定窑、磁州窑、临汝窑、耀州窑、建窑、龙泉窑、越窑及淮北市新发现的烈山窑等，还有一些尚难确定其窑口。

　　大运河瓷的特点

　　这些征集到的大量瓷器和发掘的瓷器中，发掘品以唐代长沙窑、越窑、寿州窑、邢窑、巩县窑为多。征集的瓷器中以寿州窑、景德镇窑、临汝窑、磁州窑、吉州窑最多，耀州窑、龙泉窑、越窑、定窑、巩县窑、钧窑、淄博窑次之，还有界首窑、德清窑、密县窑等，反映了唐宋时期南北地区各主要瓷窑产品的时代特征。从窑口及窑系来看，这些瓷器主要分布在河南、河北、湖南、山东、安徽、陕西、江西、浙江、福建等省，南北皆有，地域广阔。

　　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段所出隋、唐、宋的古陶瓷遗存，从品相上看，可分好、中、差三等。它们分别出土于：1.汴渠河道至宋代束窄后，不再疏浚搅动的隋唐河道两岸各10米的宽度范围内；2.宋代束窄后的河道宽度范围内的隋唐文化层；3.河道及两岸范围内上部扰乱层。

　　《淮北柳孜运河遗址发掘报告》称：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柳孜遗址文化层深约7米，由于堆积不同，河道可分7～10个地层。7～9层为唐代河床堆积。从第5、第7代表唐宋两个时期的探方地层和宿州市的运河遗址发掘情况看，河道沉积的沙土层，沙细如粉，遇水即湿，过水即透，见风就干，土壤的透气性非常好，经酸碱度测定为弱碱性，运河瓷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保存了千年。这是形成运河瓷器表面呈现亮、新特征的根本原因。

　　唐宋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制瓷业空前繁荣，窑场数量达到历史巅峰，日用瓷、陈设瓷遍布社会各个角落，饭馆、酒肆、茶摊、药店，茶几、桌案、大小厅堂之上，陶瓷器皿无处不在，有专用斗茶的各式盏，吹奏的小乐器，玩耍的小动物、人物瓷塑等，其使用范围囊括了社会的各个层面，品种用途开后世之先河。由于大运河独特的地

理环境及其沟通南北五大河流的枢纽地位，使全社会的人流、物流得以畅通，“正是运河一开，天下利于传输”，也为瓷器打开了销路，销售量的增加又刺激了制瓷业的发展，由此促进了社会商业经济的发展，进而又使沿运河城镇开始兴起并繁荣。以运河淮北段为例，境内40公里的河段，沿途就有第城、茅城、蕲泽镇、白掸县、涣北县、柳子镇等城镇，瓷器也因此有了集散地。

　　基于当时社会各阶层的需求和对外贸易的需要，以及唐宋时期饮茶斗茶之风兴起，这一时期的陶瓷业创烧出很多新鲜花色品种，这是形成隋唐大运河汴渠段出土陶瓷品种多、数量多、窑口多的重要原因。

　　由于大运河连接了五大河流，而五大河流的支流又伸展到远离大运河的内地，这样全国各地各个窑口生产的瓷器通过这些河流的支流、干流，畅通到外地。能在通济渠上行走的，一是当时的畅销瓷，即当时各大民窑的名牌产品，它们北上或南下，这在运河发掘品中可窥一斑；二是进贡品，一般是南方窑经过汴河进京的；三是外销瓷，一般是北方窑经过汴河到扬洲港远销海外的；四是汴河沿岸的一些小窑口生产的瓷器由于运输的需要经过汴河；五是汴河两岸百姓日常生活用瓷；六是由于河道废弃，被当作垃圾丢弃在河内的。这些瓷器都会因为水患、战乱、事故等原因而被遗弃在运河内。

　　隋唐大运河出土的古陶瓷，由于其时代跨度长，数量巨大，所牵涉的窑址众多，器型种类杂繁，一些收藏爱好者和一些专业、业余专家认为应冠其名以“大运河瓷”或“隋堤瓷”。其具体的含义是：

　　1.它们从埋没在地下的汴渠段出土，而非出水或从窑址、墓葬出土，亦非传世品。

　　2.它们包含了隋、唐、五代、北宋、南宋、金、辽、西夏8个朝代的瓷器产品。

　　3.它们来自全国东西南北很多窑场，有各自的产地窑系。

　　4.它们来自于沿汴渠段的三省(山东、安徽、江苏)十八县长达650公里的地下大运河，有出土地域的含义。

　　5.它们全都是高古瓷。

　　用一句话来概括“大运河瓷”，那就是“隋唐大运河汴渠段被黄泛掩埋的出土高古瓷”。

　　在辨识运河瓷的研究中，一些运河瓷收藏家、研究者经过长期观察，认为与其他环境出土瓷相比，一些大运河瓷看起来新，感觉上净，视觉上亮，还有一些叩击声发闷，抚摸感干涩，掂量比较轻，总体上精品少、大路货多。

　　就叩击声而言，一般同一时代、同一窑口、同一品种的瓷器与其他环境的瓷器相比有些暗哑，音频较短，不像传世品的发音清脆悠长，也不像出水瓷那样糠散发闷，也没有一般出土瓷所常有的“沙沙”声。

　　运河瓷的釉面一般比较干涩。运河瓷虽然涵盖了从隋到元8个朝代东西南北中各个地方的几十个窑口，但是其釉面包浆皆显得干涩，乃为一个明显的特征(不包括很亮的瓷)。

　　有些运河瓷上手掂量起来比较轻。运河瓷出土以后，经过一段时间干燥或者叫脱水，上手掂量显著变轻。经过研究发现，运河瓷的胎骨不够紧密，这种情况显然与地下环境有关。因为有些胎质坚实细密的瓷器，如越窑、湖田窑、定窑等，与运河内出土的同一时期、同一窑口、同一器形的瓷器，情况迥然不同，运河瓷胎质变酥，胎体疏松。

　　一般运河瓷看起来干净，仅需用水冲刷即光洁鲜亮，不像遗址、墓葬出土的瓷器很长时间清洗不净；也有少数器物有一些黄色的附着物，当地人称“饭粘子”，但并不脏。

　　1000多年前的大运河瓷经历了前期的水环境、后期的土环境，中间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流沙环境，特殊的环境造成了特殊的品相，这是与其他环境所不同的。大运河瓷是介于“出土瓷”与“出水瓷”之间的一个门类。

　　总之，与其他遗址、墓葬出土瓷器比较，运河瓷干净；与海水瓷比较，海水瓷呈哑光状态；与淡水瓷比较，运河瓷又少了很多划痕，品

相较好；与窑址出土瓷比较，运河瓷有土沁、碱沁；与地宫、窖藏出土瓷比较，运河瓷更开门一些，不似地宫、窖藏那样，若无明确记载或正式考古发掘，很难辨其真伪；与传世瓷器比较，运河瓷少了一些包浆。

　　运河自开通后，从隋至元初，600多年的通航，曾经几度兴衰，浚而塞，塞而疏。大量的陶瓷经过这条黄金水道运输，从北方的海河到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直到出海口，沿途多少州县、郡府、城镇，上上下下，集散转运，期间因各种变故而散落、遗弃在河道里的瓷器包括完整的、残破的，数量相当惊人。运河就像一条大展带，它把600多年间我国东西南北中的各个大小窑口的各个时代的瓷器展示了出来，正像2000年4月8日的大运河考古新闻发布会上徐苹芳、黄景略、张忠培等老专家评价柳孜运河遗址出土的瓷器所说：“瓷器太好了！跨越时间长，近几十个窑口……瓷器相当重要，以前研究就瓷论瓷，分分期、排排队、搞清早晚，在这里不行，要很好地整理……这是一条陶瓷之路，不论是遗址还是瓷器都是极为重要的！”

　　运河瓷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我们期望能有更多的研究成果，以发扬光大优秀的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