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成国”。据考，巫成一说黄帝时人，另说是尧时人。王逸注《楚辞离骚》亦云：“巫成，大神巫也，当殷中宗元世”，此巫咸又是殷人。《大荒西经》记：“有灵山，巫成，巫即、巫盼分、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P398)袁柯案：经言“十巫在此升降，即从此上下于天．宣冲旨达民情之意。灵山盖山中天梯也，渚巫所操之7)《海内西经》云：“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寞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拒之。”袁柯案：前述“十巫”中巫彭即此巫彭也，巫礼即巫履，巫盼即巫凡，巫谢即巫相，十巫此六巫名皆相近。《大荒南经》巫载民，巫载民盼姓，所以山海经所记巫去掉重名尚有十巫，故从灵山升天，或兼事医药。此时巫的权利很大，十巫立国不实，但其势力强大，统治一方，以巫为血缘地缘之主则是可信的。至夏商巫觋即衍成为王效力的神职人员。

七、和田玉史前玉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古老奠基石之一

中华文明大厦建立于史前文化的深厚基础和肥沃土壤之上。史前文化代表性的器物即西部的彩陶和东部的玉器，由于其长达数千年的发展，由工具功能性玉器上升为事神文化性玉器，有着博大精深的内涵，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们对彩陶、玉器的真正功能及其涵义的了解尚属极其浅薄的层面，仅从考古学角度要求，对其诠释每每是难得要领，不能令人心悦诚服。如若想了解彩陶及玉器的社会功能，必须做多层次的还原工作，追溯到远古人们的饮食男女的作为人的最基本的生理活动和生物本能，尤其食与性的两种机能和两大欲望，对人、人群、家庭、社会的影响至深至广，随着人类思维能力的提高，将食与性作了化妆和包装处理，美化或神化了人类食与性的两大纯动物性机能，使其穿上各种款式的华丽外衣，与其本来面貌相去甚远，而模糊人们的视觉及思维甄别能力。尤其在时隔数千年的今天，过去对这两种根本机能加以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使今人有如雾里看花，是非难辨，加之文献记载的不完善，客观上误导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这是我们很难接近远古生活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所见的兴隆洼、查海、红山、凌家滩、河姆渡、马家浜、崧泽、良渚、大底湾以及齐家等玉文化全系经过包装了的文化现象，距离原始状态已甚遥远，今人几乎不能辨识。在那时也都是巫觋手中的神器及其卜词或咒语等契刻符号，也只有掌握通神特权的巫觋才能解释，广大的社会成员只有听命受其任意摆布和虔诚祈祷的义务。中部与西部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及其各种“图案”也同样是巫觋的专利，与广大的一般成员是无缘的。上述这些我们尚不理解的事物也正是中华文明大厦的深层奠基石。作为文明曙光在望时刻的齐家玉文化，其所用玉料大多为球琳(和田玉)，它承前启后、兼收并蓄，融会东西两种文化传统，成为中华文明最直接、最坚实的一块奠基石。可以这样说，中华文明是远祧中西部仰韶彩陶文化和红山、良渚玉文化，直接吸收了龙山玉文化，尤其齐家玉文化养分融会铸造成功的。这在三代均可找到其有力线索，尤其是西周玉文化中包涵的齐家玉文化基因则是更为鲜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