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相当于春秋早期的上村岭虢国1052号大墓，出土串双行鸡血石珠和单行马蹄形玉饰组成的项饰，玉块对，未见冠饰玉，说明玉佩制度的形成。时间稍晚的1820号墓葬，墓主披着一组由五百多颗鸡血色石珠组合成的佩饰，玉组佩更加盛行。考古发掘报告中，大型墓出土玉组佩的比例极高，其中具代表性的串组玉饰，共有十组出土，其内容亦趋干复杂化。1989年发掘的三门峡虢国墓地，虢季夫人梁姬墓(M2012)出土的组佩与单佩，共763件，由玛瑙珠、玉璜串组成“五璜联珠组玉饰”组合件数、长度等都是空前的。其他山西天马曲村晋侯墓地，出土“六璜六珩联珠组玉佩”(M31)、“多璜玉珩联珠组玉佩“(M63)、“五璜联珠串饰”(M91)、”四璜四珩联珠串饰”(M92)、“玉牌玉戈联珠佩饰“(M92)等，说明玉组佩的风行已是普遍的现象。

由“重冠”转向“重佩”的发展过程，约自西周经东周、春秋战国延续至汉代，维持着相当长的段时间。最直接的证据，就是汉代广州南越王墓，考古出土的玉器，仍然保持着以组佩陪葬的礼俗。

约自战国早期，由周代早期重视人体上半部悬挂佩饰，逐渐移至腰间悬挂，有挂于中央的，亦有挂于腰间两侧的位置。在战国河南信阳出土的“彩绘漆木女俑“，湖北江陵武昌义地M6墓的“彩绘木俑”，都反映出佩带的状况。战国时期骑兵已成为战争的主力，骑技的训练有其必要性，“戎服”因而逐渐普及，“革带”已成装饰重点。各种精美“带钩”的出土，反映带饰受到重视。

“重带”期：唐至明代汉代帝国的解体，胡人南下，至南北朝，结束了中国上古的礼仪制度。玉器亦在此一重大变化的过程中，逐渐丧失其礼仪化功能的主流价值，转化成为生活化的艺术品与装饰品。至隋唐时期，当时社会胡化之风虽然盛行，但正式的冠服制度体系，玉器与服饰形成的礼仪化服饰，仍然保持一脉相承的礼仪本质．依附于官服体系。例如”朝服”，玉器礼仪功能．已转向腰间，以“玉带饰”的形式，扮演着传统象征意义的礼仪化功能。

唐代皇帝百官服饰，始订袍服为朝服．袍服使用的带饰，尤其是”玉带饰”，已成为具体礼仪象征意义的主要佩饰。玉版为饰的玉带．唐代只限于三品以上的官员使用，其玉版的件数，包含着明显的阶级意识，“腰带”乃成为礼仪化玉饰的重点。这种以“带“为重意识观念的形成，可能与胡汉文化长期的融合所产生的影响有关。因胡人的服饰，必须考虑便于骑射的功能性，所以服饰装饰的重点，突显腰饰实为自然的趋势。

唐代服饰的腰问饰品“蹀躞七事”，乃受骑马民族服饰的影响。”玉带“饰．以制度化的形式表现于冠服制度，玉带上玉的件数，最高的等级，只能使用“十三”带镑的玉带。在《舆服志》中曾记载唐代名将李靖，因战功彪炳，由皇帝破例赏赐“七方六圆”和阐玉带的记载。玉带组合的基本形制，玉版分方、圆两种，只限于皇帝、太子等特定的阶级，或经皇帝赏赐始得使用。天子的常服，仍只用九环带，“玉带”象征阶级品位意义极为明显。

辽宋金元，玉带制度仍继续沿袭，公服系统所服腰带，成为区别官职的重要标志。宋代以革带为基础，原则上带饰用有色绢绸包裹，分红、青、黑三色，这种革带的形制，一般分为两节，前后备一，前面的一节，在末端装有带尾，带身装有孔，前面的一节饰有带铐．使用时两端扣合。所谓玉带即在带上饰以玉版牌饰，称为“玉铐”，“镑”的形状，以方形为主，间以圆形，玉饰版的数量视品级高低有所差别。玉版上的纹饰，以龙纹、春水、秋山、飞天等为主。宋史《舆服志》记载：“唐因隋制，天子常服赤黄、浅黄袍衫，折上巾，九环带，六合靴。宋因之，有赭黄、浅黄袍衫，玉装红束带，皂文靴，大宴则服之。”辽金元保持其北方民族的基本形制，冠服带J度并未特别重视，且屡次变更，服饰较为朴实，部分保留玉带之制，但未加以扩展。

明代冠冕之礼，公元1393年作大规模调整后确定。原则上玉带、玉佩两者的使用，只用于皇帝的冕服。官服限一品始可用玉。玉版分素面、透雕两种，造型分长方形、圆形(桃形)两种．基本上均不离“六圆七方“的组合模式，加上附件用玉可达二十件，即所谓”三台”、“六桃”、“七排方“、“双铊尾”、“两辅弼”、“两排扣”的组合，亦有十八件或二十四件玉饰组合的玉带。

明代“玉带”为尊贵品位的象征，与“龙袍”代表的象征意义等同，形成明代特有收藏玉带的风尚．这种风气之盛行，可从明代两位被抄家的权贵的收藏中得到印证。例如海宁王，在明史《钱宁传》中记载：“藉其家，得玉带二干五百束”．其数量之多，超乎想像。《天水冰山录》中记载藉没严嵩家，抄出各式玉带共计二百零二条。

本文对礼仪化玉饰仅提出一种概念性的论述方向，目的是想藉此激发相关议题，促使今后对此项内容作进～步的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