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源三官甸子红山文化石棺墓出土玉勾云形器、玉猪龙、玉箍形器等；凌源和建平交界的牛河梁遗址石棺墓出土大批玉器。其中牛河梁玉器种类丰富，造型特征突出，雕琢工艺精良，代表了红山文化玉雕业的最高水平。90年代，红山文化玉器研究开始进入纵深阶段，综合性或专题性论述甚丰，研究方法趋于多元化。将红山文化玉器作为西辽河流域文明起源的研究，以及对红山文化玉器材质的地质学研究和玉矿的探寻等等，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国内外博物馆的红山文化玉器传世品也依据考古资料而得到较为准确的鉴定，并以图录形式公开发表。另外，大量的红山文化玉器赝品也在这一时期充斥海内外古玩市场。

　　出土红山文化玉器的墓葬主要是以石材为主筑墓的积石冢形制，多分布于山梁或土丘的顶部，形状有方有圆，有的则冢坛并排分布，气势宏伟，体现出浓重的宗教祭祀氛围。这些积石冢的最突出特点就是只葬玉器，不葬或基本不葬陶、石器。例如牛河梁遗址共发掘墓葬61座，有随葬品的墓葬31座，其中只随葬玉器墓26座，占有随葬品墓葬的83．9％：随葬玉器同时随葬石器或陶器的墓各1座，各占3．2％：只随葬陶器墓3座，占9．7％。有的学者称这种现象为“惟玉为葬”，是当时宗教信仰的直接反映。红山文化时期流行的是原始萨满教，主要信仰是相信万物有灵、灵魂不灭和崇拜多神，认为宇宙有上、中、下三界之分，上界为神灵所居，中界为人类所居，下界为鬼魔和祖先灵魂所居。而萨满则为人们与鬼神交往的中间人，充当神媒，施行巫术，为人们消灾求福。

　　红山文化墓葬的墓主是主持各种祭祀活动的祭司，即巫师，也就是“红山萨满”。牛河梁第十六地点4号墓出土一件玉人，眉头紧皱，双眼半合，嘴巴半张，双臂曲肘扶于胸前，双腿并立，额间凹陷，肚脐凸鼓，俨然一副神灵附体进入痴迷状态的表情，无疑是红山萨满作法时的形象。红山萨满墓葬反映出的“一人独尊”观念和玉器使用的垄断性，说明萨满在当时的社会组织中属特权阶层。墓中的萨满是穿着生前的萨满服下葬，缀佩的玉器和其他法器也一同随葬。可以想象，红山萨满墓里的玉器只是萨满众多法器中的一类，其他法器还应包括木质、皮质及织物的器具，但因时代久远腐朽而不存。红山文化玉器中最为重要的是3种器形，即玉箍形器、玉勾云形器和玉猪龙。出土这3种玉器的墓葬往往是中心大墓，位于墓地显著位置，身份最高。

　　这里着重探讨玉箍形器的造型特征和文化涵义。

　　玉箍形器呈扁圆筒状，腹壁斜直，一端作平口，另一端作斜长口。玉质一般呈绿色或黄绿色，有灰白色沁。靠近平口边缘通常钻有两个对称的圆形小孔，个别器体无钻孔。从出土位置看，玉箍形器多数横置在墓主人头部，也有的放置在墓主人胸部或肩部。从用途来看，玉箍形器实际上是红山萨满头顶的萨满帽，是萨满标志的重要组成部分，来显示萨满拥有的各种神灵和萨满沟通能力的界限、方位，表达信仰内容上的特点、流派和萨满身份等级。从清代萨满作法图中可以看出萨满神帽为鸟形装饰物，上面有十字形支架，顶端结扎两条长幡形飘带。在萨满经验中，这些不断在萨满面前晃动的飘带有助于萨满进入昏迷状态。红山文化玉箍形器大多出土于墓主人头骨之下，其用途虽众说不一，但肯定与冠帽有关，不妨视为红山萨满的神帽。红山萨满是否头戴十字架及长幡飘带已不得而知，但从玉箍形器下口小、上口大的特征来判断，应该是将玉箍形器竖立于头顶上，束扎长发穿过圆筒，披散于脑后，起长幡飘带的作用。玉箍形器下端对钻的孔，则是为贯穿发笄固定神帽之用。内蒙古翁牛特旗解放营子半砬山赵宝沟文化遗址出土一件人形蚌饰，头上有一突起的柱状物，可视为头戴箍形器的萨满形象。

　　在红山文化玉器群中，玉箍形器属于形体较大的器种，高度一般在10—15厘米之间，最长的可达18．6厘米，在选料方面有很高的要求。在雕琢过程中，需要将柱状体玉料中部琢空，内外壁大面积抛光，雕琢工艺相当复杂，难度较大。东北地区早于红山文化或年代相当的史前文化遗址中均未发现此类玉器，可以认定玉箍形器是红山文化所独有的器类。

　　近期，红山文化玉器的收藏又热起来，各拍卖公司也竞相推出有关红山文化玉器的拍品，像玉鹰、玉猪龙等，但玉箍形器一直没有见到。一次在北京市文保文物鉴定中心鉴定过一件玉箍形器，无论从材质、器型、规格等方面来看，属于红山文化玉器的典型器物。后经故宫博物院张广文老师和社科院考古所的刘国祥老师鉴定证实，确为真品无疑。听说此件器物将在中宝拍卖有限公司5月份拍卖会上亮相，这无疑将在玉器爱好者、特别是红山文化玉器的收藏家中引起特别的关注，并有可能引发红山文化玉器收藏和价格的新一轮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