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常常向上海博物馆的一位专门做拓片的老先生请教题目，老先生看我对文房器物非常感爱好，就建议我向当时已经80岁的龚安英学习。”黄玄龙说，“龚安英是龚心钊最小的女儿，最受龚心钊的宠爱，常常能随龚心钊去看古玩和会朋友。”

　　当时，黄玄龙仍是20多岁的小伙子，他常常会下战书带着蛋糕去陪龚安英喝下战书茶，无形中建立了很深挚的情谊。20年来，两人一直保持非常好的关系。“龚心钊的后人对我影响最大，甚至可以说给我开启了另外一个崭新的天地，让我知道珍藏不仅是拿来玩的一件器物而已，而是背后有良多含义存在。”黄玄龙说。

　　“龚心钊过世前，只叮嘱女儿有两件藏品是一定要好好保留的，田黄冻达摩面壁像就是其中之一。”黄玄龙说。在“文房清供”专场中，这尊杨玉璇制田黄冻达摩面壁像终极以1568万元落槌。

　　“这尊达摩像不仅经由了杨玉璇巨匠(明末清初玉石雕刻家)的雕琢，而且材料也非常难得。一般的田黄石已经了不得了，自古就有“一两田黄十两金”之说，而100块田黄石中也不见得能有一块田黄冻石，田黄冻石是田黄石中品质最高的。”黄玄龙说。

　　文房艺术一直被低估

　　“中国的艺术品市场从产生开始，在相称长的时间里，一直按照西方的审美观和价值取向在发展。中国艺术品的买家，特别是高端艺术品的买家，也主要是以西方人为主。”黄玄龙说，“西方人比较正视绘画、雕塑，由于这些是西方也有的，而且他们更喜欢华丽的、宫廷风格的艺术品。”与此相对，西方人喝茶不用紫砂壶，写字不用笔墨，他们并不喜欢这类艺术品，所以对文房艺术的研究和珍藏一直被忽视，市场价值也一直都被低估。

　　而实际上在中国的艺术品珍藏历史上，文房艺术和宫廷艺术一直是两个同样重要的组成部门，甚至文房艺术能更加深刻地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化。黄玄龙先容说，自古以来，文房艺术和宫廷艺术就是平行的，只是跟着时代风尚的不同会各有侧重，好比宋代比较正视文风，所以器物的文人气味就比较重，质朴而正视线条和材质的美感。清朝，美感是以华丽为主轴，这也会影响到民间珍藏的方向，所以清宫珍藏大多以华丽为主。

　　“而现在，市场对文房艺术的认可说明，中国艺术市场上的主导者开始变成中国人自己，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文房艺术品的珍藏会越来越被人们和市场所正视，究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文房艺术是不可忽视的。”黄玄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