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遍及不同的领域和问题，但他对文艺，对文艺的西化，十分审慎。他不忌讳^***判断，并曾经犯错，但在文艺问题上，他仅仅轻快地嘲讽，却从不使自己的判断离谱、失据。他太懂艺术了，他不愿自己犯错–除了文艺的大众性，我们没有机会听到鲁迅做出文艺方向的大叙述。不是因为他忙，不是因为他瞩目于更大的是非，而是，我以为，正是在他最熟稔，最能把握的文艺中，他深知什么是不可把握的。
　　
　　在他大量写给画家的私信中，他偶尔提醒这种不可把握的文化感，譬如油画，他说中国连美术馆也没有，不见真迹，学油画，只是在"摸黑弄堂"。他欣喜于木刻青年的成绩，但从未真的满意过，始终悬着高的标准，时时指出其中的幼稚和浅薄。 他谈及自己的小说，青年的木刻，只是看做小把戏，假定是在试验的，过度的阶段，全过程没有半句狂妄的话，这不仅是谦虚，而是，他真懂艺术。
　　
　　以鲁迅当年的声誉，各路人马谁不敬畏他，又想用他一用呢，可是只要涉及作品的质地，他就不肯苟且。我记得施蛰存回忆鲁迅请他刊印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