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陶瓷史上，把年号书于器物外底部的第一位帝王是明宣宗。宣德的年款，不但字体以堂堂正正的晋唐小楷居多，还多数带上国号（大明），且书写部位遍器身：从器内底到外底，从内腰部到内口边、外口边，乃至颈部、肩部、外腹部、折沿下、柄或流上及盖内等，均属落款处。带款的官器数量之多，以及如此无定规的落款本身，充分显示宣德帝对署年号款有浓烈的兴趣，同时，亦反映出其不知往哪儿落的无奈。然而，凭借朱瞻基不落俗套爱玩蟋蟀及喜欢挥杖击丸的个性，最终把神圣的帝号一举定格于器物的外底部，开创了标准年号款的先河。此河一开，使宫廷瓷器的整体艺术趋向完美，亦让官窑瓷器愈添皇家气派。此后，帝王年号款定位于外底部的格式，不惟为明清两代官窑器物在署款上的主要模式，还成了官窑器物的重要标志。

如今，瓷器上司空见惯了的底部年号款，已天经地义得不会让人回头去思考古人在五百七十年前的想法。诸如永乐瓷，为什么要把款识写在花心里，写在狮球内；为何四字篆款的字迹，几乎都显得模糊、若隐若现；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