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倍了。甚至连太守曹琥也不禁要问：“实贡朝廷者几何”，其弊可知。更有甚者,“官校临门、急如星火”致使“农夫蚕妇各失其业，奔走山谷以应诛求者、或相对而泣，或因怨而怒，殆 有不可胜言者。”读至此人们不禁联想到唐文宗太和九年(835年)王涯倡“榷茶法”，民怨沸腾，激起有名的“甘露之变”。民可载舟也可覆舟。前车之辙，后车之鉴。“近日抚州守御千户所千户吴隆；赉执牌面到府，内称舍人秦钦，传奉令旨，去年进贡不敷，要得加添数目，等因在内，其令旨之有无，臣不得而知，若传奉之应否，臣不能不为之寒心也。”从而对封建王朝最神圣不可亵渎的“令旨”，也持有怀疑态度了。可见当时的政治的腐败，连大逆不道的假传圣旨的事也司空见惯了。?

　　该文进一步指出芽茶之贡有五害民：有失农时、民艰于食、民不聊生；官商勾结遂使“射利之家、坐索高价”致使芽茶一斤，卖银一两犹恐不得以盘剥小民；官校乘机私买私卖以鱼肉乡里，遂使朝夕盐米之小民相戒不敢入市。并指出芽茶之贡是“皆切民之深患、致祸之本源 ”。?

　　与曹琥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