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的书法，至乾隆又推崇赵孟□的书法，因此赵、董书体身价大增，一般书法家只奉赵、董为典范。而清代科举制度所产生的馆阁体要求的乌、方、光，使得这一时期的书法，出现靡弱妍媚的风气。这时的帖学更为狭隘。当时有代表性的书法家有沈荃，为明代台阁体书法家沈度的十世孙，他学董其昌，御制碑文多由他手书。高士奇书法亦学董其昌，因工书受荐入内廷，得到康熙的宠幸。陈奕禧的行草书也得到康熙、雍正、乾隆的赏识。雍正十一年(1733)，□命将他的墨迹勒石为《梦墨楼帖》10卷。此外笪重光、姜宸英、何焯、汪士□并称为康熙间四大家。这些人有的是学者，有的是画家，著述宏富，书法虽远追晋、唐，实际上是受赵孟□、董其昌的影响较大，作品中脱离不了帖学带来的软弱的气质。

　　傅山：草书

　　在帖学衰颓时期，有一些书法家起来学习汉碑。倡导碑学的首推郭宗昌，他工汉隶并著《金石史》，意在提倡碑学。另有万经著《分隶偶存》、顾蔼吉著《隶辨》，这些著作对提倡汉碑隶书有一定的影响。当时学汉隶似乎成为一种风气,如顾苓学《夏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