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一个人吗?因而即使文献记载中出现“供春壶式”也不能反证供春其人的乌有,而文中又有“认为吴仕志在创制‘泡茶新法’,仅以‘壶式’供陶艺者仿之,不留己名,正其无私”之论,又与唯恐煮茶业者报复而托言于莫虚有的书僮所制的观点前后冲突不一致,难以服人,而类似的牵强与冲突之处在文章中如果细究起来可谓俯拾皆是。 正是因为《重修宜兴县旧志》中所发现的史料尚不足以证明朱昌就是供春,作者才需要在对历史上的文献给予重重考证辩驳的基础上进行推论,而在此过程中又往往显露出明显牵强的窘迫之处,反而有损于文章在学术研究上所要求的缜密性,显然,仅仅依靠现在发现的史料,还不足以完全有效地全盘推翻历史上对于供春创始
紫砂壶壶的记载。 尽管如此,作为一种理论假说,《供春壶史初考》虽然还面临着诸多争议与由其所激起的反向质疑,这篇文章及其作者徐鳌润先生的努力依然应该获得最大的尊重与重视,并且使得我们在重新书写
紫砂壶壶历史时无法绕开此一观点的存在价值,而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相关的
紫砂壶书籍在写到供春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