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之子文嘉在壶底题铭,还不能确定是
紫砂壶艺人的自主性使然,且此为孤例。因此,时大彬的“镌壶款识”就显得尤为重要。周高起《阳羡茗壶系》记其:“初倩能书者落墨,用竹刀画之,或以印记,后竟运刀成字,书法闲雅,在《黄庭》、《乐毅》帖间,人不能仿。”此亦不能不说有娄东交游之影响。虽然我们并不能想像时大彬娄东之游的具体情境,但它之于
紫砂壶壶艺术的发展,其重要性难道不正像东晋时期那场文人雅集、曲水流觞的“兰亭修禊”之于书法史的象征意义吗?毋庸讳言,时大彬娄东之游与名士的交往对时大彬的名声鹊起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传播效应,在古代,文人的述作就具有媒体传播和历史书写的双重作用,即使像陈继儒这样才华横溢的隐者,在当时就拥有巨大的声望与影响力,岂是一般意义上的隐士可比,其名声倾动朝野,“远及少数民族土司等,皆求其词章;近而酒楼茶馆,悉悬其画像。”由此可想而知,作为当时具有杰出才能的
紫砂壶艺人,时大彬与名士间的交游,就如同在现代社会置身于电视报刊类的媒体之中的明星人物一般,也是为世人所瞩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