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种开阔而整体的视角去挖掘和理解个体存在的内在真实性。其三,反向说。此种说法预设了时大彬作为一代大师的正面形象,而徐应雷对时大彬形象的贬损由此只是出于一种旧文人清高自傲的偏见,继而再由这种贬抑反衬出时大彬的不同寻常的壶艺大家风范。如此就可调和历史上两种人物评价上的矛盾与冲突,这样的解读就消解了徐文中对时大彬形象所造成的负面因素,而徐应雷就因此被不识“时”务地被钉在
紫砂壶史的耻辱柱上了。我们是否可以如此武断?尚值得进一步商榷。因此,我们不得不转而先去了解同时代人对徐应雷的历史评价,清朱彝尊编撰的《明诗综》第七十卷收录徐应雷《寄陆纯孙》诗一首,其后注有对他的介绍:“应雷字声远,吴县人,有《白毫集》。丁长孺云:‘声远诗本自然,以率真见平澹。’”也算是对其人品与作品的褒奖。既如此,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这种取舍?其实,我们大可不必纠结于这样的非此即彼的盖棺定论式的评价,徐应雷之所以对时大彬作出这样的人格鉴定,是有其自身的观察视角,而其在文章开篇处就已经彰显了这一点,而很多研究者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