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由此事，使我深感，笔墨风格在书画鉴定工作中的重要性虽然无可替代，但用它来证明一件作品的真或伪，却是最没有说服力的。最有说服力的，或可以称得上是铁证的，是什么呢？那便是如上述潘天寿的母本，只要把这样的证据摆出来，正方无须再作反复的说明，而反方的滔滔雄辩自然也会掩息。所以，在书画鉴定的工作中，“以理服人”不是真理，“事实胜于雄辩”才是真理。

　　当然，所谓铁证不一定限于找到母本，而是指类同于母本的事实。比如说，一件署名名人的作品，其中出现了康熙的避讳，这就是铁证。你要说它是伪作，从笔墨风格上证明它不是明代某某人的，时代风格不对，个性风格不对；从笔墨的精劣上证明它不是某某人的，如何拙劣，如何浮薄，尽管表现的笔形相似，内在的笔性如何不符，这一些，诚然很有“理”，但不能说服人。尤其当有人主真的情况下，他也会用同样的证据来证明它是真迹，且也显得很有“理”。然而，当你举出其中有康熙玄烨的避讳，一切也就不证自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