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项工作本应属于出版社的家常便饭，做起来总该符合学术规范头头是道才是。可惜在读过几家专业古籍社的书目之后，我们却发现它们的著录也好，分类也好，大多各自为政，五花八门，缺乏必要的一致性，从中无法清晰地看出彼此共同遵守的学术规范。当然，内中亦有力图按目录学准则办事的用心之作，在图书分类学上下过一些工夫，但可能是受到本社出书品种和数量的制约，其类目的定名和分合都做得十分随意，因而也就显得比较粗疏。这样的书目，请恕我直言，它的学术含金量是让人不敢恭维的。

　　正由于上面的缘故，当我们要为《新中国古籍整理图书总录》的体例和类目寻求借鉴时，确实感到没有一个体例完整的成功的先例可循。当然，书目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即便完全按照出版时间逐年编次，也不失为一种好的做法。然而只要可资著录的图书数量一多，在同一个年份中，不同性质的图书势必还是要适当加以分类，否则眉毛胡子一把抓，必然会给人以杂乱无章之感。何况目录学家章学诚早就说过这样的话：“盖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