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明初实行“开中制”以后,晋商“太汾帮”就以地理优势崛起于北部边塞的军粮折纳、盐务盐运及边市易货。除代纳民粮外,晋商以食盐的“引票”特许,最早开辟了长途贩运。他们不仅逐步与漠北蒙古民族建立了经常性贸易关系,而且商业足迹走向全国各地以至东南沿海,独享盐利长达120多年。当时由于海禁森严,特别是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雍正五年(1727年)、乾隆元年(1736年)的三次申禁之后,朝廷仅特许广州和买卖城(恰克图)两处为对外贸易窗口。这便是“万里茶道”形成的历史背景和晋商拓路北上,开创与俄罗斯200年国际贸易的政策导向。

　　随着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在中国与俄罗斯之间“凡两国人民持护照者,俱得过境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