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儒的曾国藩，从太平天国等一系列农民起义中总结出：礼义纲常毁弃，异端邪说泛滥（指当时出现的白莲教、天理教、拜上帝教等非正统宗教）是导致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思想道德根源。早在用军事手段解决太平天国起义的时候，就考虑要从文化教育入手，“标本兼治”，用孔孟之道来维护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再造“文化中兴”。其中设立官书局，大量刻印儒家经史典籍教化民众即为他的重要举措之一，这一点从曾国藩给官书局订立的刻书方针“首刊经史，兼及子集”中也能看清。早在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年）曾国藩刚刚攻克安庆，部署粗定，即命莫大亻思寻访遗书，为开设官书局预作准备。同治三年（１８６４年），湘军攻克天京（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刚一结束，曾国藩到南京后，在百废待兴之时，首先办了二件大事：一是开恩科取士，笼络江南学子；二是在江宁的冶成山下开设了江南书局，此为清末第一家官书局。此后金陵书局、江楚书局（江宁）、淮南书局（扬州）、江苏书局（苏州）、浙江书局（杭州）、思贤书局（湖南）、崇文书局（湖北）、江西书局、存古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