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价不过十几文，在河北却高达六十文，在西北更高达一千文。这样一来，大家拿着“交引” 到东京去拿钱，政府没有这么多钱；到南方去取茶，也没有这么多茶。政府的财政也日益亏空，不得不想办法改革。景德年间，李特等人实行改革：规定边境地区的粮价。除茶叶以外，增加“香药宝货”、“东南缗钱” 作为支付手段，合称“三说” （“说”通“兑”）。这个办法治标不治本，一者难以从根本杜绝边关的舞弊，再者大家对于“香药宝货”、“东南缗钱”兴趣不大，需要的还是茶。政府困境依然如故。

　　于是不久又实行改革，新办法有两种，一是“贴射法”，就是政府不再收购茶，由商人和茶农自行交易，只要在交易前把政府应得的利润交纳就可以。

　　另一个是“见钱法”，就是最初提到的办法，在东京交钱，在南方提货。这两个方法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把茶叶专卖和军粮问题分割开来，省却了许多麻烦。 新办法实行以后遭到了强烈抨击，因为当时靠东京证券交易所吃饭的人很多，军队没机会捞钱自然也反对。于是各派政治势力就在政治局里倾轧起来，新派失势被流放到海南岛，“见钱法” 就变成“三说法”；旧派失势被流放到海南岛，“三说法” 就变成了“见钱法”最后新派获胜，茶和边防终于割断了瓜葛。

　　老问题刚解决，新问题又出现了，统计数据表明，茶叶产量不断递减，只及过去产量的50%。倒不是说茶农不种茶了，而是他们把茶叶偷偷卖给了走私犯。对于走私，政府一向是很有打击力度的。但是厚利之下、必有勇夫，政府防不胜防。随着茶产量的锐减，政府收入不断减少，而经常性的行政支出依然如故。于是有识之士就提出干脆取消专卖制度，对于茶就如同普通货物一样征税。

　　后来政府下令取消专卖，实行通商。通商实施以后，茶如同普通货物一样纳税，分为“过税” 和“住税”，每斤若干文。但是有一点很不合理，无论高档茶还是低档茶交纳的钱都是一样的。尽管如此，政府不与民争利总是好事。事实上，通商以后政府收入还高于以往，同时又裁撤了许多机构，更节约了负担，对于老百姓来说，现在可以喝价廉物美的茶，自然更是大好事。

　　几十年以后，蔡京执政，又开始打茶叶的主意。崇宁四年（1105年），蔡京开始推行“茶引制度”。这个“茶引”制度纯粹是一种许可证制度，简便易行，既增加了收入，又省却了诸多机构。以后南宋、明清都沿用这种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