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王朝不惜挥霍人民血汗，贡茶院“有房屋三十余间，役工三万 人”，“工匠千余人”。每年春光明媚季节，张灯结彩，热闹非凡。 常州、湖州刺史率领百官先祭“碧泉涌出，灿若金星”的金沙泉（今 尚存，已修茸一新，然后开山造茶。朝廷规定第一批贡茶要赶上清明 祭祖大典，因此“阴岭芽未吐，使者碟已频”工人们“扪葛上欹壁， 蓬头入荒榛”，“选纳无昼夜，捣声昏继晨”，艰辛疲困不堪，而官 员则“有酒亦有歌”，纵情欢乐。

　　袁高、杜牧曾出任湖州刺史，亲自督造贡茶，对茶叶采制有切肤 之痛，斗胆题呈《茶山诗》给德宗皇帝，既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罪恶行 径，又减少了贡茶岁额。杜牧《题宜兴茶山》诗云：“山实东南秀， 茶为瑞草魁……溪尽停蛮棹，旗张卓翠苔……拂天闻笑话，特地见楼 台。”把当时宜兴贡茶区的秀丽风光，繁荣景象描述得十分精到，给 我们留下了一段诗写的历史。张文规“牡丹花笑主钿动，传奏吴兴紫 笋来”，突出表述了贡茶在朝廷的显赫地位。

　　唐代贡焙制把私有茶园变为官茶园，茶农不能因种茶而谋生，反 而带来了重重灾难，定额纳贡制，犹如苛捐杂税，加重了茶衣负担， 使他们生活日益贫困，两者都是掠夺性的，是茶农双肩一付沉重枷琐 ，危害甚烈。

　　贡茶制度的目的是既要满足朝庭穷奢极侈的需要，又能绕过商品 流通渠道，缩小商业经营范围，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扼杀资本主义 因素的增长，维护封建制度的根基。但贡茶是专供皇室朝庭饮用的， 不惜耗用巨资，制作精益求精，品目日新月异，客观上推动了茶叶科 学技术的进步。同时贡茶的产制和运输，对驿道交通建设，地区联谊 ，民族团结也有促进作用。

　　入宋，贡茶沿袭唐制，但顾渚贡茶院渐趋衰落，福建建安（今建 瓯）境内风凰山“北苑龙焙”代之而大兴，其规模也很壮观，名声显 赫“自南唐岁率六县民采造，大力民间所苦”。“官私之焙三百三十 有六”。片茶压以银模，饰以尤凤花纹，彬彬如生，精湛绝伦。“小 团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值金二两”。成品茶按质量好次分成十个等 级，朝廷官员按职位高低分别享用。宋徽宗《大观茶沦》云：“本朝 之兴，岁修建溪之贡，龙团凤饼，名冠天下……故近岁以来，采摘之 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盛造其极”。把我国茶叶 制造技术、品饮技艺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把茶叶饮用价值和工艺欣赏 价值完善地结合起来了，由物质享受升华为精神享用。

　　宋代茶学专著，如《大观茶论》《宣和北苑贡茶录》《北苑别录 》《茶录》等等，多以建安贡茶为主要内容，对推动茶叶科学知识的 普及和提高，弘扬祖国光辉灿烂的茶文化都有积极意义。

　　入元明，贡焙制有所削弱，仅在福建武夷山置小型御茶园，定额 纳贡制仍照实施。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寒，才略出众。他善于总结 历代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深知“居安虑危，处治思乱”的治国策略 。他常说：“民富则亲，民贫则离，民之贫富，国家休戚系焉。”而 且由于他亲自参加元末农民大起义，辗战江南广大茶区，对茶事有接 触，深知茶农疾苦，并表同情。南京称帝后，看到进贡的是精工细琢 的龙风团饼茶，令他感叹不已！但他认为这既劳民又耗国力，因之诏 令罢造，“唯采芽以进”。这一举措，实质上是把我国唐代炙烤煮饮 饼茶法改革为直接冲泡散条茶“一沦而啜”法，遂开我国千年茗饮之 宗，客观上把我国造茶法、品饮法推向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具有重要 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但这不是说 完全没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特别是唐宋两代，商品经济有了较大 的发展，明清又有了进一步增长，只是在整个经济结构中不起决定性 作用而已。

　　商品经济的发展，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前提。中国封建社会中，由 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从明代中叶已经稀 疏出现了资本主义因素的幼芽，到清代中叶这种幼芽有了进一步发展 。

　　清代，我国茶业进入鼎盛时期，全国形成了以产茶著称的区域和 区域化市场，商业资本逐步转化为产业资本，如福建建瓯茶厂不下千 家，小者数十人，大者百余人，以茶为业者日众，又如江西《铅山县 志》载：“河口镇乾隆时期业茶工人二、三万之众，有茶行48家”。 我国出口农产品以茶为大宗。清代前期，虽然采取历代产茶州定额纳 贡制，但到中叶由于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中资本主义因素 进一步增长，贡茶制度则随之逐渐消亡。

　　贡茶制度是中国封建礼教的象征，是封建社会商品经济不发达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