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果品等。仅以数量最大宗的砂壶为例，就有圆壶、扁圆壶、掇球壶、瓜棱壶、包袱壶、龙凤壶、提梁壶、包漆壶、僧帽壶、树瘿壶、六方壶、扁方壶、方斗壶、覆斗壶、筒式壶、菊瓣壶、莲瓣壶、蟠螭壶、虎柄壶、延年壶、百果壶、竹节壶、梅花壶、砚滴壶、温酒壶等。文房用品有描金堆粉山水人物大笔筒、山形笔架、桃式水盂、螭龙砚滴、圆笔洗、围棋罐、臂搁等。陈设用品有兽耳衔环方瓶、出戟尊、仿古铜花觚、松竹梅花插、葫芦形壁瓶、花鸟壁瓶、四系诗句大背壶、凫形瓶、回纹鼎炉、天鸡尊、鸳鸯式盖盒、海棠式花口瓶、七言诗句对联挂件等。还有一批宫中日常使用的花盆、鱼缸等也独具特色。有干隆珐琅蓝料彩大花盆，各式大小不等的圆花盆、方花盆、椭圆花盆、腰圆水仙盆、三折斜方花盆、六角形堆粉绘花花盆、八角式花盆、海棠式花盆。入贡宫廷的紫砂御用器

　　藏品中绝大部分是清代制品，极少数是明末制品，还有一部分民国初年的制品，最多见的是茶壶和茶叶罐，其次是陈设及文房用品，盘、碗、实用器具数量较少。带有宫廷特色的官制紫砂款识一般钤刻在器物的底部，与同时期的景德镇官窑制品风格相一致，款识的布局、笔道完全相同，有「康熙御制」、「干隆御制」、「大清干隆年制」、「嘉庆年制」、「嘉庆四年澹然斋」、「道光行有恒堂」、「咸丰行有恒堂」、「宣统元年」等数种。名家款识的有时大彬、项圣思、惠孟臣、陈鸣远、陈觐候、陈殷堂、陈圣恩、杨彭年、陈曼生、邵友兰、邵玉堂、邵任远、王南林、杨梦臣、朱石梅、黄玉麟、华凤翔，以及季圣明、邹东帆、杨季初、刘醒民、王竹坪、葛明祥等，还有东溪、少林、冰心道人、石庵、适园主人、仲侯、祖德、友义、海村、松鹤轩、?斋、匋斋、敬业自造、宝华庵、裴石民等。

　　带有官窑年号款识的紫砂器应是当时宜兴地方官入贡宫廷的御用器，有的是宫廷出样传旨让宜兴定烧的，有的是进呈素坯在造办处二次加工处理的，工序包括：包漆皮、烧器座、加绘金彩、堆粉等。这批进贡宫廷的东西，从坯泥的精炼程度、制器的工艺手段、装饰的题材内容来看，都显示出一种超尘脱俗的皇家气派，其真实可信的程度是不容置疑的。另外还有一部分精致优良的茗壶，从里到外光素无纹，质地、工艺都堪称一流，并没有任何款识和标记，此类制品技艺超群，也应归并于宫廷用具的范畴。

　　我们发现藏品中凡带有名人款的制品绝大部分为1949年以后新收，目前我们尚不能肯定这些是名家的真品，只能参照目前国际国内已发表的紫砂专着，对同类制品的风格逐一加以分析研究，作出客观的介绍和分析。1982年秋，已故的宜兴紫砂大师顾景舟先生曾来我院观摩了一部分宫内收藏古代宜兴制品，并给予极高的评价，肯定一部分名家制品的真实性，认为故宫博物院藏品独具宫廷特色，极有研究价值。紫砂壶类别应含宫廷壶

　　不久前，紫砂陶学界有一些学者提出一个新颖的观点，即把紫砂茗壶的等级类别进行了初步的划分和归属。第一类──具有传统的文人审美风格，讲究内在的文化底蕴，提倡素面素心，清雅宜人，或在壶体上镌刻题铭，切壶、切茶、切景、诗、书、画融于一壶，充满了浓郁的书卷气，称为「文人壶」。第二类──具有热烈鲜艳、明丽繁缛的装饰效果，常用红、黄、蓝、绿、黑等彩漆或泥料绘制山水人物、草木虫鱼，或者镶金包银做为辅助装饰，充满自然民俗的市民生活气息，称为「市民壶」或者「民间壶」。第三类──将砂壶进行拋光处理，镶以金口、金流、金柄，有时也用铜锡类金属，风格脱离中国文化传统，迎合西亚及欧洲人的审美情趣，带有明显的异邦风貌，称为「外销壶」。壶是如此，其它器具亦然。我们很赞成这种按等级类别的归纳法，但仍不很全面，建议再补充进精工细作、典雅优美的宫廷壶这一类，因为库藏品中有许多表现当时最高工艺成就的紫砂器，不惜工本，盖世超群，是道道地地的御用紫砂器。此类制品除了带有浓厚的书卷气以外，还有富贵华美的皇家气派，社会上不流通、不得见，其制作水准与官窑一样代表了当时紫砂制作的最高成就，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然而，进呈宫廷或宫廷向宜兴定烧的紫砂制品由于受到最高统治阶层审美意趣的局限性，不能充分发挥艺术匠师和设计文人的创造才华，很大程度的禁锢了他们的艺术想象力，而使制品过于拘谨、规范，出现了程序化的格局。但就砂质的精炼和工艺手法以及技巧装饰上看，都较之其它之类的制品更胜一筹，绝非一般「文人壶」、「民间壶」所能比拟的。由于此类制品外界流散较少，因此对于宫廷茗壶及同类紫砂器的深入研究，应当是当今紫砂研究领域的新课题。宫廷紫砂器的款识

　　那么，宜兴紫砂器是何时进入宫廷的呢？根据现有的藏品分析，最早的旧藏品是明代万历前后带釉的宜兴紫砂即所谓的「宜均」，也有做为雕漆内胎收进的，有一件内胎紫砂外雕漆的方壶，壶底漆皮内有「时大彬」三字刻款，隐现其中，据漆器专家分析，从漆质、做工看应属晚明制品无疑。另有几件无款的砂壶砂质及工艺手法较清前期制品简练而粗放，加工不细的质地和不考究的工艺手法非常接近南京吴经墓出土的茗壶，但由于旧藏年代久远，已无法考察出确切的入藏时间，因此，在此只能略作一点推测。现存藏品中明代的很少，可以确认的是一些晚明的宜均，清代制品中清初康熙、雍正的也不多，干隆时制品不少，嘉道以后至晚清最多，民国也有一些，基本上能够反映出清初至民国初年紫砂器的制作水准。事实上，无论是宫廷出样到宜兴定烧，还是由地方官员呈进，做为地方窑之一的宜兴窑都会选择当时最好的匠师，用当地最好的砂泥制作出最精良的优秀品种。这些当时被选中进京的紫砂器均不能铭刻上匠师的姓名，要么按照官窑的格式铭刻帝王朝代款，要么不书款，这一点也是宫廷壶与文人壶的最大区分之一，一般来说，流传于社会的高品味、高档次的茗壶，大多有名家题款，这样可以「壶以字贵，字随壶传」，而宫廷用器的特殊性使藏品中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形：在清初的康熙、雍正、干隆三朝中，康熙、干隆有年号款，款识大小、布局格式与同期官窑瓷器相同，雍正朝未见官窑款识，干隆以后的其它各朝代也不多。也许有人会问：清代正值紫砂业的繁荣时期，名家高手辈出，宫廷是使用第一流的紫砂器，怎么会多数没有名家款识呢？

　　这是因为，首先，清代宜兴窑毕竟是一个独具地方特色的民间窑场，其社会地位还不如产量巨丰、朝廷重视、吃皇粮的景德镇官窑。其次，当时社会上手工业匠人的地位是卑微的，不能登上大雅之堂，即便是得到士大夫阶层青睐的名家高手，也只能局限于文人的圈子内，社会地位仍然被限定在封建等级之中。再者，在官僚文人合作的制品中署款，近似一种广告宣传，在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同时，也宣传了文人墨客的风流儒雅，而当初由宜兴地方进贡给皇室的紫砂器是朝廷的御用品，与其它品类的御用工艺品一样，是不能留有个人痕迹的，只能遵旨书写帝王年号款，或者不书款，一切根据具体需要而定，书写铭刻帝王年号款的先决条件是在朝廷有旨的情形下，奉旨书写的，随便书写也是不成的，所以当时社会上再有名气的匠人也不敢擅自在自己的制品上署名，将自己凌驾于地方官吏之上，在最高统治者面前留姓扬名的。和景德镇的官窑瓷器不同，干隆以前的许多宫廷御用紫砂是没有款识的，不能单纯以有无款识而论其价值。有一部分旧藏品中的无款器，藏品的砂质及制作的精美程度与当时的大家陈鸣远、项圣思、惠孟臣、杨友兰、杨彭年等名家制器相比毫无逊色，或者更胜一筹。制砂艺匠们在给宫廷的制器中倾尽了全部的心血，生怕有丝毫的闪失，小心而谨慎、一丝不茍，把毕生的心力和智能倾注于小小的茗壶中，而制作者真实姓名由于封建等级制度的束缚而被深深的埋入历史的长河中。 清　大清干隆款松根笔筒 清　梅花诗句茶叶罐 清　金彩绘山水诗句茶壶 明　紫砂胎红雕漆执壶 清　六方刻花烹茶图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