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减薪、欠薪成了一段时期内农民工最为焦虑的事情。在那个困难时期，有多少企业考虑过农民工们的难处呢？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倒是有一家中山的制衣厂，工厂关门时，老板发放了足额的工资与补偿金，并与员工们相约东山再起。员工们含泪告别老板时说：“您再开厂时我们还到您的厂里打工。”这个新鲜事儿一度引发媒体热议。可以想见，这间工厂复产后，一定不存在民工荒。但现实中，有多少个企业像这个制衣厂老板那样，做到了让“民工不慌”？

　　事实上，“民工慌”在金融危机之前就已经广泛存在，这在劳动力充足时期表现更甚。出于对“人口红利”的垂涎，国内外一些投资者一度将内地廉价劳动力当成降低生产成本、实现利润最大化的主要选项。而一些地方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表现出足够的“以人为本”的情怀，重企业轻工人思维挥之不去。这无疑会使广大农民工的紧张感也挥之不去，这种“民工慌”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缺乏安全感和归属感。

　　安全感方面，主要忧虑在于，企业欠薪、违法解雇等现象得不到根治。政府职能部门在处理相关投诉时，执法不严、执法不力，使得不少企业侵犯职工权利有恃无恐。当然，也加剧了农民工们的不安全感。

　　归属感方面，则在于企业和地方政府没有很好地重视农民工们的福利待遇。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问题，始终是农民工的心病。由于城乡二元户籍壁垒的存在，农民工们哪怕为城市工作一生，也始终是一个“暂住者”。更别说像当地市民一样有资格申请廉租房与经适房、子女有资格进入公办学校享受平等教育了。甚至至今，我们也没有听说有哪些大型企业出钱专门为本单位农民工们建一所子弟学校。

　　这些令农民工心慌的问题，回到家乡都可迎刃而解。随着国家惠农政策的不断深入，农民的医保与养老问题正逐步得到解决；农业生产更加有利可图；乡镇企业也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农民们可选择的发展方向，再也不局限于进城务工一条路。可见，各城市要想再吸引农民工回去支援经济建设，临时抱佛脚式的提高工资待遇很难产生良效，让“民工不慌”才是一劳永逸的办法——在制度上增强他们的安全感与归属感，为他们提供公平可靠的生活平台与发展舞台。否则，即使民工荒之痛暂时止住了，但以后肯定还会经常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