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什么都要做。既要管加工还要管机械，既要管技术还要管包装，甚至还负责向全国供应茶叶包装。储运科简直是个百管部，但是，为了新中国的茶业发展，何耀曾忙得高兴，忙得舒心。1956年，茶叶公司在原来拼堆工场、复制工场的基础上成立了茶厂，何耀曾担任厂长。当时出口的茶叶都要经过茶厂拼堆复制，那时的年出口量达3万吨左右，茶厂的工作量可想而知，厂里有1500多名工人，但是缺乏大型机械，大批量的茶叶要靠人工拼堆，何耀曾和工人们一起没日没夜地干。当时按规定厂长家里可安装电话，可是何耀曾不要，因为他根本没时间在家里接电话，他日夜奋战在厂里，连谈恋爱都顾不上。有人戏称这个茶厂是世界上最大的茶厂，何耀曾忙着，拼着，也快乐着。能担任这个茶厂的厂长，能为新中国的茶业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他感到光荣和骄傲。

　　抗美援朝时期美国的封锁禁运，影响了我国绿茶的对非出口，造成绿茶生产过剩，库存大量积压。红茶则供销不足，茶叶生产面临困境，为了解决茶叶的出路问题，保护茶农生产的积极性，中国茶叶公司在吴觉农先生的领导下果断地采取应变措施，在重点绿茶产区改产红茶。1962年，全国红茶会议后，何耀曾又转而投入红茶生产。负责联系江苏芙蓉、四川新胜、湖北恩施等茶场。多年来，何耀曾经常深入产区，了解红茶生产现状，积极为红茶生产的巩固提高建言献策。提出要调整巩固红茶生产布局，花大力气提高产品质量，在对外贸易上放长眼光等等。

　　1981年，全国茶叶会议期间，吴觉农先生与何耀曾谈了上海成立茶叶学会的问题，希望他积极参与，努力把这件事办好。带着吴觉农先生的嘱托，回到上海后，他与钱梁先生等人无数次地跑市科协，跑有关部门，向他们说明上海虽然不产茶，但上海在茶叶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力陈上海成立茶叶学会的理由，争取有关单位的支持。经过不断的努力，在茶叶公司、外贸局、外贸学院、商业二局等单位的支持下，上海市茶叶学会终于在1983年7月正式成立。何耀曾担任了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副秘书长，1988年离休后，何耀曾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学会建设，先后担任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第三、四、五届理事会顾问，第六届理事会名誉顾问。学会成立之初，条件相当艰苦，何耀曾等老茶人克服种种困难，精心浇灌、精心培育，硬是将这颗种子培养成了健壮的树苗。如今，上海市茶叶学会能够取得骄人的成绩，离不开老茶人们打下的坚实基础。

　　何耀曾现在虽然年事已高，身体衰弱，但他时时关心着祖国的茶叶事业，关心着上海茶叶学会的成长壮大，常常过问学会的工作，并为学会建设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学会工作人员也时时把他挂在心上，常常上门看望他，关心他的健康，听取他的意见。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又一代的茶人一定会将祖国的茶叶事业，不断推向新的台阶。 （上海市茶叶学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