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茶风熏陶的结果。唐代长安不但是当时全国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文化艺术中心。其饮茶之风对我国及邻国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譬如日本茶道、韩国茶礼等莫不浸染着中国茶道的影子。饮茶至宋代已蔚为大观，历元而降至明清时，渐呈衰落之势。明清时期的茶道往往流传于文人雅士间，成为中国文化的一股清流。到了近代，茶道艺术几乎零落殆尽，使人叹惋不已。笔者饮茶多年，积累了一些感悟和心得，曾总结出茶九德、九香、八难、七情、六味、五性、四气、十八功效、茶道二十四品等结论，也算对茶文化、茶道艺术有了少许理解。然而茶道之事至精至微，如同参禅一样，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绝非言辞所可解说，以上云云，只是希望有识之士能投身到陕西茶文化事业中来，乘西部大开发的契机，重现大唐茶文化风采，重振长安茶风，归复（回归和复兴）长安茶道艺术，至于其中得失，还望识者精鉴。

二长安茶道在中国茶道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通过上面的讨论，长安茶文化、长安茶道在中国茶文化、中国茶道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已是不争的事实。我们有理由认为，陕西是中国茶文化最初的发源地，而唐长安则是中国茶道艺术的发祥地。追根溯源，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历史特征和地域特征。作为历史文化名城，长安文化最具独创性和包容性，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他深深根植于三秦大地这块丰美的土地上，广征博引，兼收并蓄，在数千年历史云烟和风云变幻中，不断融合、发展、壮大，并最终形成了最具个性和魅力的文化现象——长安文化，在诸如书法、绘画、文学、艺术、戏剧、音乐乃至建筑、服饰、饮食等方面，都对中国文化发生过深刻的影响甚至引导作用。如由北宋张载所创立的“关学”，经明清之际关中三李（李颙、李柏、李因笃）发扬光大，成为“道不虚谈，学贵实效”的经世致用之实学；以柳青、杜鹏程、路遥、陈忠实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再如以赵望云、石鲁为代表的长安画派至今仍然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据着一席之地，茶文化也是如此。我国”茶道”一词最早出现在唐代，唐释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清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 唐封演《封氏闻见记》：“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于是茶道大行。”这是“茶道”一词最早见于诗歌及文献的记载。从历史文献上考证，长安并不产茶，其茶叶消费主要依靠各地贡茶，从而使人们摆脱了具体的茶叶种植及加工环节，得以把目光停留在成品茶的鉴赏及茶文化、茶道的研究上来，这也许是长安茶文化、长安茶道艺术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吧。另外，唐王朝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以及彻底开放的文化背景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陆羽《茶经九之略》：“但城邑之中，王公之门，二十四器阙一，则茶废矣。”是以都城中王公之门所用茶器多寡来衡量茶道盛衰的。陆羽的二十四器不但名目繁多，而且体积庞大，分量沉重，大概只有长安城里的王公权贵们有经济实力购置，有闲情雅致欣赏，至于普通百姓人家，只有“望二十四器”而兴叹了。

自唐以后，随着政治经济的南移，茶文化也日渐南移。1987年4月，法门寺出土了一套精美的唐代宫廷茶器，立刻在茶文化界掀起了轩然大波，使茶文化研究者第一次把目光投向了法门寺，投向了陕西，投向了唐长安。虽然气象万千的唐诗已在“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歌声中日渐没落，虽然恢弘无比的唐长安城已在胡人的铁骑下荡然无存，但茶文化的种子仍在，大唐茶道精神仍在，“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要我们满怀希望，只要我们永不放弃，只要我们敞开胸怀，茶文化、茶道精神之归复指日可待！

三法门寺地宫茶器与长安茶道

讨论长安茶道就必须说一说法门寺出土的地宫茶器与长安茶道的关系。1987年4月，法门寺出土了一系列精美的唐代宫廷茶器，包括唐僖宗供养的“茶槽子、碾子、茶罗、匙子”一副七事，加上金银丝结条笼子、鎏金银盐台、素面琉璃茶盏茶托等共计十三件，另有“瓷秘色碗七口”。这些精美的茶器和其它供养物一样，是用来供养唐密曼荼罗坛场的，虽然是供养品，但仍有着相当高的实用价值。唐僖宗供养的茶器上还记有墨书“五”字样的款识，“五哥”为僖宗在宫中小名，这些茶器为他日常饮茶用品无疑。这也说明茶道早在我国唐代就已初步形成的事实。所以我个人以为，由法门寺地宫茶器演绎的茶道可以归属为法门寺茶道，具体可区分为唐代皇宫茶道和唐密茶道，都属于长安茶道范畴。皇宫茶道的具体程序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从流传至今的诗文、图画、茶器、音乐等综合考证，可以想见其程序是相当繁复、场面也是十分壮观的。有歌舞，有音乐，有赏茶、碾茶、罗茶的程序，有取水、煎茶、分茶的程序，有供养曼荼罗的仪式，有唐王赐茶汤给王公朝士及外国使臣的仪式，有奉茶、谢茶仪式等。唐密茶道则随着唐密在中国大陆的失传更无从考证，但从日本东密、台密的有关史料里仍然能感受到唐秘茶道一些幽微气息。日本台密六祖智证大师圆珍《行历抄》记其初至长安面见法全(唐密祖师惠果和尚之法孙)的情况，法全引至“青龙寺西南角净土院上房，与茶饭吃。”后三日，智证大师“到青龙寺礼拜和尚，入道场，随喜礼后，便于院中吃茶饭”青龙寺属于唐皇室三大内道场之一，当时密宗行人们以茶饭待客已成为佛门清规，可以想见其茶风之盛。

另外唐秘色茶碗的发现也令人迷惑：为什么没有和唐僖宗的“一副七事”一起供养？是出于对宫奉者身份的考虑还是另有原委？秘色茶碗据专家考证是用来点茶的，说明早在我国晚唐时已有点茶法了，而不是起于宋代。那么秘色茶碗是不是密宗行人供养的？如果是，为什么没有供养茶瓶？考察中唐以后禅宗僧人日用饮茶器具，以茶瓶、茶盏、茶托最为常见，这在《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百丈清规》《禅苑清规》等史籍中均有记载。茶瓶是用来煎水点茶或行茶的，茶盏也称茶碗，是用来饮茶或点茶的，茶托也称茶橐或橐子，是用来承放茶盏的。所以我个人偏向于秘色茶盏是唐密宗行人供养这一结论，是否得当，尚有待专家进一步考证。

长安茶道是一个大概念，既有历史文化传承，也有一定的创新精神在里面，是在我国茶文化发展新形势、新情况、新背景下总结提出的，旨在归复大唐茶文化风采，重现中国茶文化神韵，把中国茶文化精神真正体现出来，而不仅仅流于形式和艺术的层面，要向中国茶道的纵深处深入挖掘，使中国优秀文化和人文精神真正体现出来，如此，则可言茶道。长安茶道包括唐代宫廷茶道、大唐茶道、文士茶道、唐代寺院茶道以及散落于诗文典籍、流传于街巷曲坊的茶话茶诀等。法门寺地宫茶器的面世更加明确了长安茶道初创于唐的理念，也为我们发掘整理长安茶道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和物质支持，其影响力是巨大而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