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茶的生长、生命与茶人的人格生命相似，富有哲理，应合了庄子精神。庄子是重道的，但庄子的精神又似乎超越道的存在。他认为：在现实世界中，人被外之物及自我肉身所缧绁，是不得自由的，因此必须摆脱一切物与肉身的束缚，追求一种超现实的人格独立及绝对精神自由，以达到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追求与大地精神往来的境界。庄子又认为自然是伟大的，而人是自然之物，庄子向往的自由不是神话所讲的那种对必然性的蔑视和践踏，而是追求精神上的无阻碍。因为，人们理应用宽阔的胸怀去待人，抱着一种淡然无报的美感，从无为之中看到勃勃生机。所以，真正的茶人胸怀十分阔大，虚怀若谷，并不拘泥于细节。而是与自然契合由茶中浓饽滚沸想到那滚滚的江河、湖海以及大气、太极，最后，茶忘掉了，自己也忘掉了，身心愉悦自不必言。所以，中国茶道要旨在无形处，无形的精神力量大于有形的程式，这也是受道家影响的结果。这种精神也应该为茶人精神所吸纳，即使在新世纪，我们子孙后代仍将不断地受到此精神思想的恩泽。

然而，茶人虽融合于茶的美韵和自然的节律当中，却并未忘记人间，而是静听着荒城夜晚的打更声，天上人间，明月江水，茶中雪乳，山间松涛，大自然的恩惠与深情，荒城的人事长短，都在这汲、煎、饮中融为一气了。

茶其所体现的价值也未违背庄子的价值观。过去一般人看不起伶人，陆羽偏去做戏子；朝廷请他做官不去，偏要研究茶；一般人都认为只有“四书”和“五经”，他却再另搞一个经—《茶经》；别人多顾个人安危，他却为朋友不避虎狼。又如王安石好茶，且很懂水品，好不容易做了宰相，却偏要变法，连说家都要叫他“拗相公”。鲁迅先生抽空去喝好茶，他不轻易谈茶，但一谈，就是入了茶道里了。老舍先生学问很大，偏要在北京体验市民生活，不是祥子、虎妞，便是《茶馆》里的三教九流。这里所列举的人士是非常知名的。人们也常见怪不怪，但大多数茶人有一身穷骨子，很懂得雅洁自爱。茶人可谓是茶的精神与人的特定价值观的感应。茶道精神、茶人精神把茶与人直接连起来，因此要求更高，也更具体。在现代工业社会里，物质条件不断丰富，但人的需求不可能完全满足。相比较，中国人主张简朴，倒是清除源头化解危机的办法。老子说“不贵难得之货，便民不为；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茶人如没有这种精神，还真难说是名副其实。20世纪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也是力主倡导饮茶和发展茶业。其他伟人的风范也体现在点点滴滴中。茶人的廉洁，是茶人基本的及内在的要求。茶本为自然界精华，尤其是优质名茶，每千克要上万乃至十多万粒的嫩芽，且都是一年中生长的精华。制茶须不辞辛苦，且采摘制作工艺要求颇高,在茶事中,岂能不节俭,在茶事中散落几粒茶籽,也是莫大的浪费。这里体现茶人的品性,非钱财所能计较。廉洁是茶人的要求，而要很自然地做到并不容易。

三、佛教文化与茶艺

佛教传到中国约有2000来年，有学者把它称之为中国历史上文化方面的第一次“开放”。在国家强盛的“汉唐”时期，能较好地对待和接受外来文化，确需非凡的气魄。而佛教与我国传统文化的渗透结合，可谓是“强强联合”。佛与茶，也是一言难尽。佛教认为，人生一世是为了苦寂而来，因此需要面壁思过。如果承认为苦难的拯救而来，那么苦为所苦，苦也不会如原来那么苦，其中也强调了清寂的精神。这与中国儒学的礼仪及道的随心是不同的，但与“道”的内“心”而来有些相似。佛教传入中国，对中国的哲学思想、文学艺术、音乐舞蹈都产生了影响，到后来融入到中国文化中，成为其组成部分。佛教与茶的结缘，是一个必然胜过偶然的过程。佛教传入我国后不久，不少教徒是汉人“出家”。有的出家人“出家”前，就有饮茶习惯。饮茶也不违背佛教的规矩，所以，饮茶之俗，进入佛教寺院是很自然的事。而并非是佛教寺院传寺院，僧人带来饮茶之事。佛人饮茶的最早记载是晋朝，见于东晋怀信和尚的《释门自竞录》，文曰：跣足清淡，袒胸谐谑；居不愁寒暑，唤童唤仆，要水要茶。说明当时的和尚戒律不严，可以如文人道士一般谐谑，“要茶要水”也不过助清淡之兴。《晋书"艺术传》亦有载，敦煌人单道开在邺城昭德寺修行，于室内打坐，平时不良寒暑，昼夜不眠，“日服镇守药数丸，大如悟子，药有松密、姜挂、茯茶之气，时夏饮茶苏，一二升而已”。这说明寺院打坐已开始用茶，但仍未与“般若”之理结合，饮茶为的是不眠，作为“提神剂”来用，同时又服饮其他的药物，这与道家饮茶之术相同。茶业在唐代的快速发展，与僧道生活的间接刺激有关。

禅宗是佛教中国化的结果。禅宗与茶的关系,从其教义及方法上可见一斑，除了解渴外,喝茶常处于有事与无事之间，如思考时遇到不顺心的事，往往能想开，调剂心情往好处想。“知足者常乐”等也不妨可认为是“了悟”。可见,茶有使人思考的功效,本身与禅就有好的传切点，禅宗不受经教所影响,没有许多清规戒律,使得平时许多人能摆脱假惺惺的繁文缛节，自由之人性得以高扬。而禅师们常讲：随缘消旧业,任运着衣裳。困时睡觉，醒时喝茶,饥时吃饭,该行则行与传统的中庸之道也相符。禅茶的结合是“该行则行”的结果。茶与禅既有相通之处,“茶禅一味”，也就顺理成章了。

“茶禅一味”，是佛之性与平常茶的联系，其深刻性和生活性非同寻常。理解它可使人升到一种高的境界。像一个每日离不开茶的人，他对不同茶的滋味如何？同样让人难以问答。如此平朴之事，也并非没有某种哲理。因此，茶禅一味不是某种茶的味道代表禅，而是就饮茶给人启示，茶味上升到更高的层次而言的。这里的“味”有哲理之味、生活之味、禅规之味，乃至于人生之味。有人在作茶文化讲座并论及品茶环境时，直叫“茶文化”乃“自作多情”，却又大讲茶对环境的感应，这与茶禅“味”也不矛盾。茶中有文化是需要人去自作多情的。然无情之佛，如未汉化，不知对茶味会作如何反应和理解，有兴趣者不妨思考。茶与禅的关系之深非同一般。唐代茶文化与佛教得到发展，与禅宗有很大关系。

禅宗主张圆融,能为传统文化相协调,从而能在茶文化发展中互相配合。“南人好饮茶，北人初不多饮。唐朝开元（713-741年）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评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这是唐人封演所著《封氏见闻记》中所叙。僧人为不睡觉需喝茶，此其 一；喝茶有助消化,此其二；茶有抑制性欲之说法，此其三；盖因这三条理由,禅茶成为社会现象。必须有大量的饮茶人,没有这种社会基础，把茶理说得再高明又有谁能体会？僧人清闲,有时间去品茶,禅宗的修炼也需要饮茶,唐代佛教发达,僧人行遍天下,且流动性较一般人大,他们对茶的心得传得更快更广。唐代是佛教的鼎盛时期，不但寺庙多，且寺内僧人多，多的达千人以上。由于僧人们自己需饮茶，于是在名山大川的寺院所在地都开垦种植茶园。种茶、制茶、饮茶便在守院内传播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