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文献记载了当时武夷产茶因地理差别而有岩茶、洲茶之分；还因采摘标准的不同和加工工艺的差别而导致品质之悬殊。显而易见，“莲心白毫”当是绿茶制法，而“岩茶”从其鲜叶原料的“反不甚细”和成茶品质的“烹之有天然真味，其色不红”，说明它有别于绿茶的采摘标准和质量标准。进而从“果青”、“

lù青”和炒焙过程的记载加以分析，则当时武夷岩茶的“做青”工艺业已形成。若再以《武夷茶歌》“谷雨期届处处忙，两句昼夜眠餐废”和“凡茶之候视天时，最喜天晴北风吹，苦遭阴雨风南来，色香顿减淡无味”等句所描述的岩茶生产季节和制茶的气候要求相对照，则与现代闽北、闽南乌龙茶产区所谓“天、地、人”的做青工艺和经验，显然是一脉相承的。

　　上述史料还说明：所谓“工夫”和“小种”等历来就是武夷岩茶固有品名，且沿用至今。这又可从乌龙茶的传统销售区——闽南、粤东和台湾的有关品饮“工夫茶”的史料记载得到印证。如：

　　袁枚（1716-1798年）《随园食单》：“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橼，每斗无一两，上口不忍遽咽，先嗅其香，再试其味，徐徐咀嚼而体贴之，果然清香扑鼻，舌有余甘。一杯之后再试一二杯，令人释躁平矜，怡情悦性。始觉龙井虽清而味薄，阳羡虽佳而韵逊矣，颇有玉与水晶，品格不同之异。故武夷享天下盛名，真乃不忝”。

　　1832年《厦门志》载：“俗好嗓茶，器具精小，壶必曰孟公壶，杯必曰若深杯。茶叶重一两，价有贵至西、五番银者。文火煎之如暖酒然。以饷客，客必辨其色香味而细啜之，否则相为嗤笑。名曰工夫茶，或曰君谟茶之讹。此夸彼竟，遂有斗茶之举”。

　　1762年乾隆《龙溪县志》：“灵山寺茶，俗贵之，近则远购武夷茶，以五月至，至则斗茶。必以大彬之罐，必以若深之杯，必以大壮之炉，凡烹茗以水为本，火候佐之，穹乡僻壤多耽此者，茶之费，岁数千”。

　　1845年梁章钜《归田琐记》载：“今城中州府官廨及富豪人家，竞尚武夷茶，最著者曰花香，其由花香等而上者曰小种而已。即泉州、厦门人所讲工夫茶”。

　　1986年郭柏苍《闽产录异》载：“闽诸郡皆产茶，以武夷为最。即泉漳台澎人所称工夫茶”。

　　1801年俞蛟《潮嘉风月记》：“今（潮州）舟中所尚者惟武夷，极者每斤白镪二枚六，蓬船中食用之奢，可想见焉”。

　　1899年张心泰《粤游小识》曰：“潮郡尤嗜茶，其茶有大焙、小焙、小种、名种，奇种、乌龙诸名色，其名曰工夫茶”。

　　1918年连横《台湾通史》载：“嘉庆时（1796-1820），有柯朝者归至福建，始以武夷之茶，植于桀鱼坑，遂互相传植”。在《雅堂文集》中又说：“台人品茶与中土异，而与漳泉潮相同。盖台多三州人，故嗜好相似。敬必武夷，壶必孟臣，杯必若深，三者为品茶之要。武夷之茗，厥种数十，各以岩名。三州之人嗜之，它处之茶不可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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