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府“新增茶税银一百二十五两”(刘文征《滇志》,１６２１－１６２７)。因此，唐代吐蕃用普茶的可能性不大。通过以上论述，我想表达以下几个看法：一、考据普洱茶一定要以实证为基础；二、我们需要有人做更多更专业的正史和档案研究，以从中找到更确实的普洱茶史料。普洱贡茶知多少普洱贡茶起自何时，这是一个一直没有搞清的问题，据上世纪初罗养儒《记我所知集》：“云南贡茶入帝廷，是自康熙开始。康熙某年有旨，饬云南督抚‘派员，支库款，采买普洱茶五担运送到京，供内廷作饮’。”这以前，从历代文献和《清会典》(１６９０)看，云南贡品中是没有茶的。普洱贡茶的多少和品种在清代不是固定的。据乾隆年间《内务府奏销档案》记载：云南年进贡普茶４００小圆，普洱女儿茶、珠茶各１０００圆，普洱芽茶、蕊茶各１００瓶，普洱茶膏１００匣。其后的《养吉斋丛录》（１９世纪中）则变为：云贵总督每年端午进贡“普洱大茶五十圆，普洱中茶一百圆，普洱小茶一百圆，普洱女茶一百圆，普洱珠茶一百圆，普洱芽茶三十瓶，普洱蕊茶三十瓶，黄缎茶膏三十匣，象牙一对，茯苓四元，朱砂二匣，雄精二匣。”这些与阮福《普洱茶记》略有差异。到了清末，据罗养儒记载：贡茶由宝森茶庄采办，为大方砖茶、小方砖茶，俱印出团寿字花纹，又做些极其圆整、极其光滑之大七子圆茶、小五子圆茶，包装整齐妥当，然后送交督抚衙门。除此之外，尚附有十个八个云南出产之大茯苓，又附有宝森茶庄所制之茶膏若干匣。云南的贡茶并不是最多的，当时尚不能与四川相比，贡茶数量最多的应是浙江，仅上用黄茶就有２８篓４２００斤，内用黄茶１．３３万斤，以满足皇帝和内廷每日熬煮奶茶的需要。贡品的流动并不是单向的，也并非全为内廷所用，皇帝还要给予大量的赏赐流回云贵。如年终例赏的干果、奶饼、鹿肉等和临时的赏赐。以雍正七年（１７２９年）为例，全年皇帝赏赐云贵总督鄂尔泰共８次，赏赐物品有对联、吉祥十字、珍珠、貂皮、鹿尾、野鸡、广橙、文旦、银鼠袍、手香、人参笋、锭药、月饼、石榴、葡萄、哈密瓜、各种瓷瓶、各种绣品、茶等等。其中，五月赏赐郑宅茶二匣，润七月赏赐莲心茶二瓶、茶膏一匣。我们看到，这里出现了一个贡品的互换，云贵进贡普茶，皇帝又以赏赐的形式将别省进贡之物赏赐给他信任的重臣们，鄂尔泰则是其中翘楚。可见，贡茶的价值根本无法和赏赐的价值相比。从另一个角度看，云贵一年一贡，其贡品无论从数量还是价值也都较一年三贡的陕甘总督少得多。“七子”何时“圆”成“饼”七在中国是一个吉利的数字，七子作为多子多福象征，在南洋已深入人心。其实七子的规制是起自清代，《大清会典事例》载：“雍正十三年（１７３５年）提准，云南商贩茶，系每七圆为一筒，重四十九两（合今１．８公斤），征税银一分，每百斤给一引，应以茶三十二筒为一引，每引收税银三钱二分。于十三年为始，颁给茶引三千。”这里，清朝廷规定了云南藏销茶为七子茶，但当时还没有这个提法。清末，由于茶叶的形制变多，如宝森茶庄出现了小五子圆茶，为了区别，人们将每七个为一筒的圆茶包装形式称为“七子圆茶”，但它并不是商品或商标名称。清亡初期，面对茶饼重量的混乱和竞争的压力，一些地区成立茶叶商会，试图统一。如思茅茶叶商会在１９２１年左右商定：每圆茶底料不得超过６两，但财大气粗又有政界背景的“雷永丰”号却生产每圆６两五钱每筒８圆的“八子圆”茶，不公平的竞争下，市场份额一时大增。解放后，云南茶叶公司所属各茶厂开始延续原中茶公司的商标，生产“中茶牌”圆茶。其商标使用年限为１９５２年３月１日起至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８日止。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云南茶叶进出口公司希望找到更有号召力、更利于宣传和推广的名称，他们改“圆”为“饼”，形成了“七子饼茶”这个吉祥的名称。从此，中茶牌淡出，圆茶的称谓也退出舞台，成就了七子饼的紧压茶霸主地位。七圆一筒原是清朝廷为了规范计量、生产和方便运输所制定的一个标准，只有在清代前期和中期，以及解放后的计划经济时代才具有规范作用。一旦进入自由化市场，除了品牌价值，它所代表的质量和重量的意义也就模糊了。四禧茶、五福茶已经有了，难保今后不出现八禧、九宫之类的茶品。有特定历史价值的“七子饼”一名将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令人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