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例如，与盖瓯、茶杯整体设计的“潮州八景”图案，就是极为高雅的富于地方特色的工艺品。茶洗一面世即大受欢迎，迅速流行。即以燃料及炉具的改进，也更新换代了数代。可见潮人以工夫茶之上较他处用心和改进。也可以说是经过改造的潮式工夫茶更为潮人喜爱，因此成为潮汕文化一个重要的综合表现内容。潮州工夫茶的生命力，在于其十分适应于潮人民性、民风，因而能够植根于潮汕文化的土壤。工夫茶道之行，和潮人的心态和日常生活习惯是十分吻合的。工夫茶适于潮人的精细心理。在长期的历史过程形成潮人的精细性格特征，不仅在务农、做工、经商乃至日常生活饮食习惯中皆如此。工夫茶从程序至茶具、用火、茶叶每个环节都有许多讲究。即使一个小小的炉，潮人也要在炉下部加一个可以拉动的门，以控制火候。所谓“关公巡城”、“韩信点兵”之洒茶法，更是生动精辟的总结，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即使将茶壶改成盖瓯，这“高冲低筛”、“关公巡城”、“韩信点兵”的举动，仍不会草草从事。又如水之三沸，前人有精微讲究，那是文人赋闲之精细观察及阐发。然而，潮汕民间普通茶客，皆能深谙此味，掌握得炉火纯青。工夫茶程序如此繁琐讲究，潮地之普通人表演起来得心应手，令初次见到者为之叹服。工夫茶适于潮人的儒雅心理。潮人以海滨邹鲁自豪，只要有条件总会让崇礼的潜意识表演一番。工夫茶冲泡过程表现出一种礼让、互敬的礼仪，很适于表达这种感情。所以过去的普通人家即使视工夫茶为奢侈品，也往往备有小包茶叶和工夫茶具，以备贵客或年节之用，以示不失礼。工夫茶的节奏格式化，那种按部就班不急不慢的节奏，更让主客双方感受到一种礼制的约束和气氛。因此，尽管茶具、用水、用火都在变化，冲洒的程序却基本保持不变，讲究冲法“正宗”。在饮食席间，上几次工夫茶使得一餐饭的节奏得到调适，既增进了食欲，也增加了几分斯文儒雅。工夫茶适于潮人的内向心理。潮地地少人多，商业竞争激烈。商人之间联络感情、洽谈生意，选择工夫茶为交际手段，所以工夫茶先在商号流行。进门先喝茶，或者以喝茶为形式进行洽谈，既可示礼貌，又可以对人际关系关系起缓冲作用。饮用工夫茶过程，可以无所不谈，也可以只说茶话，“请”声不绝。较之北方人的豪放质朴，潮人性格显得精细、慎虑，小算盘打得多，不甚相识者往往小心翼翼地保持距离，却又不失礼仪，工夫茶最适宜于作为这种关系的交际工具。有一位在“文革”中挨了批斗的县委书记与群众一起喝工夫茶时调侃地说：我当了那么久的书记，食的统是脚“惜”(喝的都是‘脚汗’)，今日正食着茶叶(今天才饮到茶水。)这是因为喝茶时都要让老者、尊者为先。据说冲工夫茶第一遍有制乌龙茶用脚搓擦焙制茶叶的脚汗之味，第二遍才是真正茶叶味。书记所至，自然被礼让喝第一遍茶，因而与纯正之茶叶味无缘，只有下台之后，才有机会尝到。这正反映了平时群众对官员保持恭敬拘谨的距离。经过“文革”的政治风暴之后，人际关系日趋紧张，原来不摆设茶具的学校、机关也流行起工夫茶来，这与工夫茶的这一交际功能(既能保持接触交际，又可避免“伤官耍民”的话题或不必要的碰撞)有直接的关系。乃至于赔礼道歉，也可以请喝工夫茶了事。工夫茶适于潮人的认同心理。潮语民系在对外开放的社会中，是一个较为保守的社会圈子，这表现在宗族观念、地方观念比较强烈，自觉不自觉地维持民系文化的特色。在外地聚居的潮人，更注意发挥潮汕特色文化的凝聚作用。潮州方言、潮剧、潮菜无不成为潮人凝聚之粘合剂，工夫茶也有此作用。20世纪40年代末期，王丹凤主演的影片《海外寻夫》是一部描写潮汕华侨生活题材的影片。王丹凤扮演潮州民妇，背负婴儿到海外寻找离乡背井过洋谋生的丈夫阿溜。阿溜在暹罗(泰国)码头扛大米，一个偶然的机会，潮州老板喝到他冲的工夫茶，大为赞赏，专门请他在米行冲工夫茶，受到老板重用，时来运转，居然成了富翁。这个故事不管是虚构还是事实，都有一定的生活来源。基于上述原因，工夫茶在潮人圈子中得以广为流行且长盛不衰，而在潮地以外，这些心理因素或者更为减弱，或者没有那么多心理因素同时聚成合力，工夫茶的推广和坚持下来就难以形成大气候了。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喝工夫茶也不是有百利而无一弊。这一点连潮人自己也意识到。杜松年在《潮汕大文化》一书中说到：“潮州功夫茶虽是茶文化的高峰，但要使用得当，切忌在上班办公和生产劳动的过程中喝功夫茶，切忌把喝功夫茶的悠闲心态用于对待工作，那是要误事的。”②工夫茶之特色韵味在于其冲制的讲究，每个环节不无科学的道理和从物质到精神的享受的体验，甚至给文人雅士提供了思接千载，神驰万里的联想的寻“道”天地。但也是这种讲究至极的程序，给嗜工夫茶者以负面作用，杜松年所说的两点“切忌”，在日常生活中其实不难见到，这也是不可否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