姻传统的主流。从这一主流来看，历代多遵循"六礼"纳聘，既符合了古人对婚姻意义的认识，即《礼记·昏义》所说"合二姓之好"，"事宗庙、继后世"，又不会花费很多，聘财不至于不堪承受。但是，主流之外，我们也不能回避婚姻论财陋俗的存在。因而，"礼有定制"之外，是王符《潜夫论·浮侈篇》所言"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不逮及"的嫁娶论财风气。皇室的聘礼总是规格最高，所谓"王者婚礼，礼无其制"。先秦婚礼用财而不论财，汉代即形成了婚姻论财的恶习。西汉惠帝聘后，史载"纳采、雁、璧、乘马、束帛，聘黄金二万斤，马十二匹"。后汉桓帝、献帝聘后时，"悉依孝惠皇帝纳后故事，聘黄金二万斤"。《通志·礼·天子纳妃后》及《通志·礼·皇太子纳妃》所载聘礼清单详尽具体，可那只是明面上的实数，恩赐的虚数恐怕不在少数。历代不断有本朝皇帝、皇太子的"纳后"、"纳妃"的婚典，表面文章仍可寻到"五雁六礼"的古韵，但实际上以皇室的尊崇和拥有的财力，聘礼数额之大是外人难以想象的，如《宋史·礼志十八》载有一份诸王纳妃聘礼清单，除有"茗百斤"外，金、綵、钱、绫、罗、绢、马、羊、酒等数目不等，奢华程度可略见一斑。聘礼与婚礼，首先由最高统治者那里开始异化。上行而下效，历代群臣百官所行聘礼虽有按品官高低规定的档次，但这种等级规格在婚姻论财风下也不过是表面文章罢了。民间因不堪聘财的负担，便蓄童养媳，或实行交换亲，或长期不婚，或者采取"力不足，则不迎，至淫奔者"的消极办法。这种因聘礼而导致的婚姻论财风气，与传统礼教并不相符，故自它形成以来就不时遭到朝廷的禁止和受到有识者的批评。如东汉章帝、北周武帝、元代法律《通制条格》、清雍正帝等先后干预、制止奢婚。《颜氏家训·嫁娶》视汉魏南北朝嫁女计较聘财与"市井无异"；司马光《书仪·婚仪》则目之为"夷虏之道。"许多有识之士娶妇嫁女并不为论财时尚所左右。明清之际的"浙西望族"陈氏陈确，曾立《丛桂堂家约》，规定娶妇不论资财，"聘积德有礼、贫士之家，工蚕织者为上"；嫁女"不慕财势"，"不受聘金"。这种婚嫁简朴、不论资财的作风，才是深得传统婚姻观的精华。近现代不少论者一谈起传统婚姻，就斥为"买卖婚"，其主要根据便是《礼记·曲礼》所言"非受币，不交不亲"，即聘礼是婚约成立的重要条件。这一结论未免偏颇，实在有违聘礼的本意。我们认为，聘娶婚与买卖婚，二者之间无论理论和实践上都有严格区别：买卖婚是以妇女作为商品，婚姻成立的要件是买与卖，买来的女子在古代至多是做妾；聘娶婚虽要纳徵行聘而婚约成立，聘礼无论高低，都不代表女子的身价，且须明媒正娶，必行五雁六礼或三茶六礼。很显然，花3000元买一个妻子和送3000元彩礼娶一个妻子，二者有质的不同，等而视之是不科学的，是对聘礼社会意义（如：对女方家庭丧失劳动力的价值补偿，对婚约的契约征信作用、对未来新婚夫妇生活的投资等等）的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