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茗岭（宜兴和浙江长兴的界山之一）之阳，课童艺茶”等记载。不过，这些都是后来的传说；就是丹丘子、黄山君服茶“轻身换骨”的故事，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早斥之为“谬言误世”。所以，用这些来作为长江下游已经产茶的根据，显然也是有失妥当与没有说服力的。汉朝长江下游和我国东部沿海有没有茶叶？还有待考古或其他史料来证明，但是，这时长江中游的荆楚广袤范围内已经有茶和饮茶，当是无可疑义的了。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时今湖南就有“荼陵”（今茶陵）的地名。如陆羽《茶经》引《茶陵图经》所言，因为“陵谷生茶茗焉”。关于西汉茶陵一带就产茶，还可见《史记》“炎帝葬于茶山之野”的记载。据嘉庆《茶陵州志》考证，茶山，就是茶陵与江西吉安永新相界的“景阳山”，因“茶水源出此”和“林谷间多生茶茗故名。”西汉时，荆楚茶业就一直发展到了今湖南、广东和江西接壤的荼陵，这还可从马王堆出土文物中获得证明。据报导，在１号和３号墓葬中，都发现了记述随葬物品“一笥”和“笥”的竹简和木牌。“笥”为何物？开始无人知晓，后经湖南考古所周世荣研究员考证，其字即“槚”的异体字；当然，墓主是西汉贵族，但即便如此，把一箱箱茶叶随葬，不但说明其时长沙至少在上层社会中饮茶已很盛行，而且也多少反映这时湖南种茶也已发展。在两汉南方茶业有一定发展和传播的同时，四百多年间自然也会有少量茶叶流入北方，但可惜缺乏这方面的文字记载。如关于宫廷饮茶的情况，现在能找到的，也只有《赵飞燕别传》所讲的飞燕梦见先帝“赐吾坐，命进茶”这样一句。但这还是后人编写的小说，是不能作为信史来引用的。由两汉不多的茶史资料来看，这时我国茶叶生产、饮用和茶业的中心，还是在巴蜀，这一点，可用神爵三年（公元前５９年）正月十五王褒和家奴便了订立的劳役内容——《僮约》来作证明。王褒在详细规定的便了的劳务中，有“烹荼尽具”和“武阳买荼”这样两句。对于这两条资料，古今意见还不统一，如道光时其汝威集释顾炎武《日知录》中称：“王褒《僮约》，前称炰鳖烹荼，后称武都买荼，注以前为苦菜，后为茗。”这注应是顾炎武所引《僮约》原注。后面的武阳买茶，这里刻为“武都”，说明在明以前流传的王褒《僮约》中，即有把“武阳”误刊为“武都”这样正误二个足本。现在很多文章都提到范文澜《中国通史》中“把武阳错改为武都”，其实范文澜只是错引不是“错改”。《日知录》所引注释中把前面的“荼”释为苦菜，可能与断句有关；是把“烹荼”和前面的“炰鳖”联成为句。笔者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烹茶应和后面的“尽具”相联，尽通假作净，故前一句也当是指茶。不过，《僮约》中比较能说明蜀郡茶业的还是后一句内容，不但表明巴蜀西汉时已经形成若干茶业产区，而且也反映这时还形成了诸如武阳一类专门销售茶叶的市场。很明显，茶业重要产区和茶市的形成，其本身就是饮茶和茶业一定发展的一种标志。最后我们还要指出，汉朝饮茶和茶业虽然获得某些发展，但由司马相如在《凡将集》中仍将茶（“荈诧”）列为药物来看，说明汉朝茶的饮用，还遗留有早期药用的某些原始性状，还只能说是我国茶的早期饮用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