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下一轮饮茶风潮的再度掀起则是在18世纪中叶,主因是英国降低了茶税,另一方面工业革命风起云涌,飞速发展的通信和航海技术被纷纷应用于远洋运输,运输成本持续下降。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发表,更是为工业革命旺火添薪,围绕茶叶的竞争日趋激烈。竞争越充分,商品成本和价格自然越低,茶叶的奢侈形象一落千丈,自然为大众化消费开启了方便之门。

　　正是在竞争的强力驱动下,英国茶商开始不满意东印度公司垄断进口茶叶生意,也不满意单单从广州进口,不满意清廷的种种管制,当利益有了强权霸权撑腰,鸦片于是涌入中国,并成为战争的导火索。

　　面对英国人,清廷并非完全放弃努力,只是他们的努力太过卑微,许多努力在不知不觉中走了样。且不说海关收受贿赂早就成为各路茶商的“硬成本”,英国茶商其实早就通过港脚和买办等,深入各地产茶一线。这些人压缩了交易链条,当然大大降低了成本。

　　需要指出的是,正是上述无序的深入,才有英国“植物大盗”福钧的乘虚而入。此人不仅盗走了中国茶种和制茶技术,还揭露了中国茶商用普鲁士蓝和石膏套色“保鲜”的内幕。自此,中国茶叶在英国市场上一落千丈,而由英国人盗走并在印度种植成功的茶叶则蒸蒸日上。

　　一些内地奸商以次充好,眼前获利,长久失信,最终付出的成本则是丢失英美这样的大片市场。论品相,中国茶明显比印度和日本茶好,但今天印度占据了英国市场,日本占据了美国市场。就此,陈慈玉一针见血地指出,“支配全球茶叶贸易的外国商人”成功激起三个产茶国间“发生激烈的竞争”。从这一视角看去,中国茶叶虽然历史上一度风靡,但操盘手并非中国人,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这当是中国茶叶重现昔日荣光最值得深思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