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窑瓷器发展史

越窑是中国最古老的瓷器窑场之一。“越窑”一词，出现于唐代。唐代著名诗人陆龟蒙在《秘色越器》中以“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如向中宵承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的诗句赞美越窑瓷器的釉色精美。“茶圣”陆羽也在其论茶专著《茶经》中称:“碗，越州上，……或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

唐代文人对当时的越窑非常推崇，“越窑”之名由此而流传开来。

清代蓝浦在《景德镇陶录》中将越窑的创烧定为唐代：“越窑，越州所烧，始唐代，即今浙江绍兴府，在隋唐曰越州。瓷色青，著美一时。”

但是故宫博物院著名古陶瓷专家陈万里先生，最先运用现代科学考古的方法对越窑遗址进行考察和调查，并在窑址中发现大量唐代以前的青瓷标本。他所著《瓷器与浙江》和《中国青瓷史略》都对越窑起源于唐代提出质疑。其后，在我国考古工作者不懈努力下，越窑的起源与发展脉络越来越清晰。根据最新考古资料分析，越窑的历史可分为起源、发展和鼎盛三个时期。

起源阶段——东汉时期

大量的考古资料表明，越窑瓷器出现于东汉。从东汉起，在浙江北部杭州湾内宁绍平原上的绍兴、上虞、慈溪、余姚、宁波等地出现一种器表施青釉的瓷器，这就是东汉青瓷。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浙江省上虞县上浦乡小仙坛东汉晚期瓷窑遗址出土的青釉标本进行过多项物理和化学测试，表明这些瓷器“具有瓷质光泽，透光性较好，吸水率低，在1260—1310℃的高温下烧成，器表通体施釉”等瓷器所具有特性。

东汉越窑瓷器在上虞出现并不是偶然的。首先，这里蕴藏着大量的优质瓷土资源；其次，这里山峦起伏、森林密布，有丰富的烧瓷燃料；再次，上虞地处杭州湾南岸，曹娥江纵贯全境，水运交通十分便利。正是基于这三点，上虞越窑成为中国瓷器的发祥地。

东汉·青瓷井

发展阶段——六朝时期

越窑青瓷自东汉创烧以后，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迅速发展。绍兴、上虞、余姚、宁波、奉化、临海、萧山、余杭、湖州等市县都发现了瓷窑遗址。六朝时期的越窑是我国最早形成窑场众多、分布地区很广、产品风格一致的瓷窑体系，而中心窑场仍然集中于上虞县。六朝晚期（从南朝起）越窑的制瓷中心逐渐转移到余姚县的上林湖地区（今属慈溪县）。

鼎盛阶段——唐宋时期

唐代越窑制瓷作坊仍集中在上虞、余姚、宁波等地。随着瓷器质量的提高和需求量的增加，瓷场迅速扩展，胎质更加细腻，釉色更加清纯，并具有玉质感，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局面。唐代的越窑还首次进入宫廷，开始成为“贡品”。1987年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唐代塔基地宫中曾经出土了14件唐代越窑青瓷。据同时出土的《监送真身……并新恩赐金银宝器衣物帐》记载，唐懿宗所赐物品有：

唐·秘色瓷碗 “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叠（碟）子共六枚。”

这13件碗、盘、碗是唐懿宗（公元860—873年）时期的产品，也是中国最早的官窑瓷器。另一件青釉八棱瓶虽未见文字记载，但上林湖窑址中也有此类瓷片出土，可知唐代的上林湖地区曾经烧造过官窑贡品。

五代越窑瓷器的生产被钱越国垄断，且继续生产秘色瓷。五代秘色瓷在浙江钱越国贵族墓中有大量出土，如1966年杭州市玉皇山发掘的五代天福七年钱元瓘（钱越国第二代国君）墓；1980年临安县明堂山发掘的唐天复元年水邱氏（钱越国开国国君钱鏐的母亲）墓和1996年临安县玲珑镇五代天复四年马氏（钱元瓘之妃）墓等，曾出土过精美的晚唐、五代越窑秘色瓷，其中还有当时仅限于皇室使用的龙纹瓷器。

北宋时期越窑继续烧造青瓷。据文献记载，宋朝立国初期，从开宝到太平兴国十余年间（968—984年），钱越国控制下的越窑曾为北宋朝廷烧制青瓷贡品达17万件之多，说明北宋初年越窑生产的青瓷不仅质精而且量大，许多珍品还作为礼品被宋廷赠与辽国，所以在北方辽代贵族墓葬中也常有越窑瓷器出土。

越窑瓷器的造型与装饰

东汉越窑青瓷的主要顺形有碗、盏、盘、钵、盆、洗、壶、钟、瓿等，还有少量的砚、唾壶及五联罐等。碗的造型有两种形式，一样口缘微微内敛，上腹微微鼓起，下腹内收，平底，好似一个半球形；另一种口缘细薄，深腹平底，碗壁圆。盆为直口折唇上腹较直，下腹向内斜收，中腹有明显的折 线 （俗称“折腰”）。罐的种类相当丰富，有直口球腹双系罐、双唇罐和四系罐，其中尤以四系罐最为常见，其形制为直口圆唇，鼓腹平底，肩部凸起，肩腹之间贴塑四个等距离的横系，肩部有的还刻有弦纹和水波纹，腹部常见麻布纹。最具代表性的是上虞县百官镇出土的水波纹四系罐。

东汉青瓷的装饰比较简单，多为釉下刻花、印花和贴塑。常见题材有弦纹、水波纹和贴塑铺首，也有将麻布纹、窗棂纹、网纹、杉叶纹、重线三角纹、方格纹等拍印在器物的外壁作为装饰。

三国、西晋时期越窑的主要器形，除东汉时常见的碗、碟、罐、壶、洗、盆、钵、盒、耳环、香炉、唾壶、虎子、水盂等日用器外，还出现了谷仓、鬼灶、鸡笼、狗圈、猪栏等大量殉葬用的明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器物有1955年出土于南京光华门外赵士岗四号墓的青瓷提梁虎子。器身呈茧形，圆口上翘，背部提梁为虎形，下腹部还贴塑有四肢，器身一侧刻有“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袁宜作”的铭文。这段文字不仅明确标明了器物的制作年代（“赤乌十四年”是三国时期吴大帝孙权的年号即公元251年）、地点（会稽郡上虞县，当时越窑的中心产区）、工匠（袁宜制作），而且开创了瓷器

三国·青瓷鸽形杯
铭文的先河，成为中国历上第一件具有绝对年代的标准器。此外，1958年在 南京清凉山吴墓出土的青瓷熊灯也是一件造型生动且带有铭文的越窑青瓷。 熊灯由灯盏、支柱和承盘三部分组成，其独特之处在于支柱为一只憨态可掬的小熊，小熊作蹲踞姿，双腿（后肢）撑地，身体直立，双手（前肢）上举扶头作人立状，底部露胎处刻有“甘露元年五月造”铭文（“甘露元年”是吴末帝孙皓的年号，即公元265年）。这一时期器物的造型特征是上大下小，圆形器物的最大直径在上腹部或肩部，口、底直径较小。

三国、两晋时期越窑青瓷的主要装饰，除刻印弦纹、水波纹、斜方格网纹外，又创造了贴塑铺首、朱雀、辟邪、佛像、人骑兽和捏塑各类人物、飞禽、走兽、亭台楼阁等。铺首是贴塑在盘口壶、唾壶以及盆、钵等日用圆器的肩、腹部，并呈对称形分布的一种装饰。先用胎料在模子中成型，然后贴于器物上，再施釉入窑烧成。其数量以铺首（兽头）为最多，朱雀、辟邪、佛像、人骑兽依次递减。这是由于愈是后者愈复杂，造型愈完美，所以更为珍贵。捏塑装饰完全以手工成型立体塑像，然后粘贴于魂瓶（谷仓）、虎子、鸡首壶、虎头罐、捍熏、蛙盂、扁壶、莲花尊等器物上，题材极为广泛，人物、动物、植物和建筑应有尽有。

三国时期的越窑还发明了釉下彩装饰。1983年在南京雨花台区长岗村吴墓中出土了一件釉下彩盘口壶，这是目前我国所发现的最早的釉下彩绘瓷器。

西晋·贴人骑兽唾壶
东晋中期以后，越窑青瓷一改西晋以前为贵族所垄断的局面，平民平姓越来越多的使用越窑青瓷。由于产量激增，瓷器的造型、装饰方法和题材趋向简朴。器形方面，用于殉葬的明器逐渐减少，直至停烧。常见器形有罐 、壶、盘、碗、钵、盆、洗、灯、水盂、香炉、唾壶、虎子和青瓷羊等。东晋越窑瓷器的造型特征是开体扁圆，矮胖，圆形器的口、肩、底部逐渐增大，而高度降低，最大直径在器物的中部。东晋越窑青瓷纹饰以弦纹为主，少数器物上仍可见到水波纹。东晋晚期开始莲瓣纹。西晋后期出现褐色点彩，东晋时期得到普遍使用。
南朝时期越窑青瓷的器形逐渐减少，主要产品有：碗、盘、盏、盏托、壶、罐、鸡头壶、唾壶和虎子等日用器皿。器物造型也从东晋时的圆润矮胖转变为挺

拔颀和工，由于佛教盛行，各种莲花纹成为瓷器的主要纹饰，在碗、盏、钵的内心或外壁常常刻有双重莲瓣纹，在鸡首壶和莲花尊的外壁还出现凸起的莲瓣纹。

唐代的越窑造型又逐渐丰富，有执壶、瓷罂、瓶、罐、耳杯、盏托、粉盒、碟、水盂、油盒、脉枕、唾壶、瓷塑、多角瓶、墓志罐、瓷墓志等，造型风格上，也突破以往以圆形为主的单一格局，出现多棱形、仿生形，如青釉八棱瓶、莲花形托碗的造型等。其装饰特点仍以釉色的精美取胜，釉层厚薄均匀，晶莹润泽，如冰似玉。唐代中晚期受同时代银器、漆器和纺织品的影响，出现了少量的划花、印花、刻花和镂雕装饰。印花多用于碗心与盘心，题材有云龙、寿鹤、花卉等。印花装饰虽然也阴阳后侧，但比较拘谨呆板，不如划花洒脱自然，奔放有力。此外，釉下褐彩也是唐代越窑的装饰之一。釉下褐彩起源于东吴越窑，唐代越窑彩绘技术更加成熟、更加完善，其代表作品为1980年在浙江临安唐天复元年水邱氏墓出土的褐彩如意云纹香炉

碗是唐代文人、士大夫阶层最喜爱的越窑青瓷器。尤其是一种被称为“瓯”的小碗，倍受唐代青睐。唐代有许多泳越瓯的名句，如顾况的《茶赋》：“舒铁如金之鼎，越泥似玉之瓯”；孟郊《凭周况先辈于朝贤乞茶》：“蒙茗玉花尽，越瓯荷叶空”；施肩吾《蜀茗词》：“越碗初盛蜀茗新，薄烟轻处搅来匀”等。
宋代越窑青瓷的主要器形有盖盒、执壶、瓷罂、莲花式碗、镂空香熏、刻花敛口罐、三联瓜形盒、八棱瓶、刻花盏托、盖碗等。宋代越窑的装饰承袭了唐代晚期的风格，刻花、印花和镂空装饰越来越多。如划花粉盒，线条简练，寥寥数笔就将一朵盛开的荷花和一柄风吹叶卷的荷叶栩栩如生地再现出来。1987年在浙江黄岩市灵石寺塔出土的圆形镂空香熏，造型端正，釉色纯正，装饰精美，不愧是高峰时期的代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