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祚来 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

　　亲戚客居加拿大，他说在他们旅游到东海岸时，发现可以在海边抓到大螃蟹。我们好奇地问他，为什么没有人把它当成产业呢？亲戚回答说，如果有人大肆捕捞，游客们就见不到螃蟹，只有商人能见到了。当地政府规定，每一个游客只能带走四只，否则为违法，将受到处罚。

　　这样的规则，就像从前我们传统社会中的乡规民约一样简单，但它对维护当地海洋生态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位学者旅行到希腊海边，看见一位垂钓者钓了几条鱼后，就收竿回家，有些不解，问，为什么不多钓些回家，或者拿到集市上卖，赚些钱？那位钓鱼者回答，有这几条鱼够了。

　　是的，在一个人人享受社会保障的社会里，人们就没有了生存焦虑，也就用不着钓尽海中之鱼，以富一家之利了。

　　我去台湾中部的太鲁阁森林公园，看到著名的大理石峡谷，台湾经济腾飞之初人们大量开采大理石，连附近的城市人行道都是用优质的大理石铺成，但现在，整个大理石峡谷却被“封存”起来了，我们看到的是森林公园里的青山、绿水，没有开发开采的场景出现。知情者说，封存大理石峡谷，保护这里的自然生态，是将财富留给后人。

　　我们去南戴河黄金海岸休假，听说五六年之前的海滩边可以看到大螃蟹，而现在如果出现大螃蟹，会成为奇迹或新闻，中国的东海岸与加拿大的东海岸生态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之所以在中国的东海岸难觅大螃蟹，是因为不同的地方政府对自然生态不同的管理理念，一些地方只要发现了自然资源，就会尽可能将其“变现”，通过一网打尽的方式，使这个地区快速地富起来，然后扩大规模与生产，最终结果大家也都可以想见，是自然界对人类的惩罚，是生态之富之美丧失殆尽。如果当地规定每个游客或居民只能带走四只螃蟹，海洋生态就会生生不息，就会为海边的人们带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而短视的地方政府却不明白这样简单的道理。其实，生态文明背后，是极其简单易行的小规则、小约定，还有就是有保证的管理与检查督促。

　　希腊钓鱼者则完全是一种生活心态，留得大海在，不怕没鱼吃，为什么要将活生生的鱼都钓起来贮存在自己家里呢？只要你热爱大海、保护好自然生态，大海就会为他们供应无限的美味，而通过大肆捕捞来发家致富，希腊钓鱼者似乎连想都没有想过，能在海边垂钓，能悠闲地享受生活，这是一种原生态的幸福，这已是人生的至高境界，为什么还要画蛇添一只不必要的脚呢？

　　台湾太鲁阁森林公园的自然保护理念，则使我们感受到中华民族那种替子孙后代念想的人文情怀，传统中国人吃着喝着的时候，会念想自己家里的亲人，是否温饱；节衣缩食，也多是为后代着想，但那时更多的是以家族为单位，替自己血缘亲情着想。而通过对大理石峡谷的保护，我们看到，这个地区的管理者们，不是在替自己一家一族的后人着想，而是想着一个地区，一个“大家庭”的后代资源与幸福。

　　生态问题因此是一个心态问题，生态的文明依赖于心态的理性与制度的文明。

　　当社会在追求经济发展时，当传媒的主旋律将发展定性为硬道理时，民间社会应该有着自己独立的追求，应该将幸福作为追求的目标，发展是为了幸福与和谐，而不是为了实现异化于人性的目标。我们的生态出现野蛮的破坏，遭遇超限的开发，根源于制度的缺失，个体没有理性约束自己，地方政府权力没有民间组织的有效制约，而GDP崇拜与政绩观又使没有核心竞争力的地方只有依靠自然资源来获得经济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文明有赖于民间政治文明与文化文明程度的提高，有赖于社会制度的完善，有赖于媒体加强幸福观的熏陶，而使地方发展保持应有的低调。

　　自然生态已成为社会生态的一部分，改善自然生态，必须从改变社会生态、心态开始。

如果人人都有这意识多好，谢谢小玩，好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