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九年（1930），国际茶叶市场的强手英国、日本等相继放弃金本位制，国际汇兑，大起变化，同时由于各产茶过产量减少，导致祁红紧俏，价格上涨。由此刺激生产，祁红产区一扫沉闷空气，产量上升，以致形成了继民国初年首次鼎盛后的二度崛起。

沪价于山价依附关系并不是十分紧密。按一般的规律，沪价上涨，山价也上涨。但也有例外，如民国二十一年（1932）沪价较上年下降了14.3%。而山价却上升了2.97%原因在于山价相对滞后沪价一年，也就是说茶号当年的收购价格基本上是以上年成品茶销价位参照的，加上祁红二度兴旺，各茶号兴业心切，无不抢抓机遇。开称后为抢先制茶销往上海，只好争相放价，互相展开激烈竞争。

一是购买上升。自民国十九年（1930）至二十三年（1934）的5年中，祁红在上海的购买指数依次为103、169.2、145.8、95.7、109.3，期间以二十年为最高，二十一年略降。后因印度、斯里兰卡、爪哇等国限制茶叶输出，国际茶市茶叶供给减少，祁红供给负又回升，担态势平稳，未创新高。

二是茶价上升。民国十九年（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