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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丈清规”使禅宗的体制更加中国化,为禅宗独立自主地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其中的“普请法”(无论上下都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适应了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通过自力劳作,实现自给自足,为禅宗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基础,从而使禅门生活安定,无求于人,较少受到政治波及,并可以吸纳更多的学人。这是南宗禅一枝独秀于其他各宗派的最可靠保证,也是禅宗得以稳固并不断扩大影响的最牢固的基础。因而赞宁在《怀海传》中说:“禅门独行,由海之始。”同时,农禅造就的禅宗这种自然、恬淡、平静的生活状态,以及自由超脱的精神境界,对官僚和士大夫来说,不啻为人间天堂,因而吸引着他们与禅僧交往,在各方面促进了儒释的融合。对正统儒学来说,是促进了宋明理学的形成;对佛教禅门来说,则深化了它的中国化。二者的结合影响了中国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