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底，紫砂艺人其实就一手艺人。

钱了灾（化名）是位紫砂壶的经销商，他表示对顾景舟的一些观点不敢苟同，“杨彭年再怎么修为也成不了陈曼生，陈曼生再怎么不耻下问也无法取代杨彭年，二者打一开始就是两体共生，而不是雌雄共体”。钱了灾直言不讳地说：如果按顾景舟的观点来衡量现在宜兴紫砂壶的大师，你会发现无大家可言，这不是那些大师们的错，检索一下刚刚过去的那100年，是一个吟风颂月的时代吗？按理说，当代紫砂壶应该是最不值钱的，因为士这个阶层完全被收拾掉了。

六

钱了灾的口无遮拦直戳当下紫砂业最敏感的部位。

2010年5月，于宜兴紫砂业而言简直就是“东边日头西边雨”，顾大师的一把石瓢拍了1232万，CCTV《每周质量报告》的一则报道却把紫砂业推到几近灭顶的边缘。尽管接受我们采访的紫砂艺人很多都“奉命封口”，但茶余饭后，话题总还是会自然而然向那两条新闻上扯，比如“化工泥”的问题，比如“紫砂矿禁采”的问题……

丁蜀镇在欢呼紫砂珍品创价格新高的同时，对CCTV的报道却普遍性皱紧眉头。某次饭局上，大师、经销商和企业的老板纷纷声讨记者断章取义的报道方式，群情激愤，甚至影响到觥筹交错，席上酒菜凉了大半。坐上一外来客，听了半天后冒冒失失插嘴，建议宜兴地方或组织通过法律途径讨要说法。

桌上场面立刻出现耐人寻味的长时间冷场。

钱了灾对此现象的解释是，丁蜀镇很明白CCTV的报道小骂大帮忙，“由此展开的所有调查，强调的都是工业化生产和价位低端的紫砂壶有问题”——我后来通过百度，发现钱了灾并非妄言——对于目前已回归到家庭作坊生产方式为主的宜兴紫砂业来说，发生在2010年5月的两条新闻都是能导致价格上扬的利好消息。

开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变作坊为工厂”的努力，今天看来是失败的。

尽管宜兴紫砂工艺厂还在，甚至还兼并了宜兴紫砂工艺二厂，但车间没有了，被隔成若干个产品陈列室，没有流水线，有的只是一间间个人工作室……这样的组织形式，顶多只能算一个产业联盟体，原有的“陶业合作社”的称呼，似乎更为贴切。

这一景象于我并不陌生。过去几年里，我一直生活在景德镇，那里发生的产业变化与宜兴的当下如出一辙。

在新中国最初的几个“五年计划”期间，景德镇陶瓷业得到国家全面的扶持与发展，1966年以前，景德镇10大瓷厂的生产格局与规模已经形成，业界甚至有“为6亿中国人制造饭碗”的形容。上个世纪的最后10年，景德镇搞产业结构调整，10大瓷厂逐一解体。

景德镇人普遍认为这是他们日用瓷生产式微的根本原因。

大型国有企业的解体，直接导致景德镇日用瓷生产与销售的彻底下滑，成为景德镇陶瓷工业中的一块“短板”。而与此同时，被推向市场的陶瓷产业工人，大量进入规模偏小的民营性质瓷厂甚至家庭作坊，形成目前景德镇的“长板”是以手工为主的艺术瓷或者陈设瓷生产这样一种经济格局。

对此现象我曾经议论说：当景德镇还在为当年10大国有瓷厂的解体而耿耿于怀时，很少会有人注意到，这个城市因为生产方式重新回归“手工”与“作坊”，意外地、歪打正着地迎合了分众时代的来临。分众时代对商品个性与差异化的追求，注定规模化、批量化的工厂生产很容易遭遇市场的寒流；而小批量、定制式和手工制造，则很可能会在这个时代如沐春风。

这一阐释是否可以同样用来解释宜兴的作坊复辟呢？

在宜兴的日子里我们有一明显感受，那就是紫砂艺人生存的恣意与自在，尤其是那些大师们的生活，堪比豪门。

七

在听说大师的作品每件价格都在6位数之后，我们的摄影师决定不亲自摆弄那些昂贵的家伙，他固执而有礼貌地请大师自己动手，从红木展柜中将那些紫砂壶一把把端出来，放到合适的位置供他拍摄。时顺华告诉我们，目前宜兴紫砂壶的行情，国家级大师的作品一般是十几万元，省级工艺美术大师的作品一般是几万元，再往下是高级工艺美术师，价格由几千到上万元不等，依此类推，定价体系基本如此。

现在的问题是，究竟是谁在支撑这个价格体系？

宜兴人开始讲故事。

上世纪80年代的某一天，丁蜀镇来了位香港老板，李昌鸿现在还记得那位老板叫罗桂祥。来人直接找到紫砂工艺厂，说要订购一批宜兴紫砂壶参加香港的亚洲艺术节，价格一报出来，让紫砂工艺厂的人吓了一跳——类似顾景舟这样前辈的作品，是1000元一把，而类似李昌鸿这样的门生作品，也是老师价格的一半，就连一些学徒工的作品，也相当于他们当时一个月的工资。

“原来我们做的壶这么值钱？”

李昌鸿说，罗先生对宜兴紫砂壶的贡献很大，不仅在价格上有一大幅度的提高，他更要求订制的产品必须遵循古制，在壶里面打上作者的印章。在这之前的30年里，宜兴紫砂工艺厂的产品是从不打作者印章的，“罗先生来后，我们的产品才真正成为工艺品”。再后来，4家香港的贸易公司坐镇宜兴抢货，因为竞争得厉害，4家公司就商定，一家公司的代表在宜兴只能待20天，4家轮流。

李昌鸿说：“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他们把我们的茶壶卖到了台湾。”

90年代的时候，随着两岸贸易的日益紧密，尤其是大量台湾商人涌入长三角之后，台湾人替代香港人成为宜兴紫砂壶的又一轮价格推手，台湾人使宜兴紫砂壶在1993年的时候价格又到了顶点。李昌鸿回忆说，“几万元一把壶不稀奇，据说我老师那把石瓢，就是在那个时候被一个台湾藏家收购走的。”

钱了灾证实了李昌鸿记忆的准确性，他补充说，台湾人收藏紫砂壶有相当比例的炒作成份，所以台湾经济的骤然衰退，导致很多台湾人将不少紫砂壶砸在自己的手里，为了将损失降到最小，他们拼命降价出货，紫砂壶价格随后有一段下行期。

转机出现在2003年，这次扮演紫砂壶价格推手的是大陆的消费群体。

宜兴紫砂工艺厂的高级工艺美术师鲍正平是一位在广州经销紫砂壶的南京人推荐给我们的，据那位经销商说，鲍正平是一位很好的大哥，“他的壶走得也很好”。我们去他的工作室找他时，正遇上两位从武汉来的经销商在里面——这非常吻合钱了灾的陈述，据他说，每一位紫砂艺人背后，都有几位甚至十几位、几十位经销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销售渠道，在这个渠道上讨口的人才是真正的价格制定者。

我问：据我所知，景德镇的陶瓷艺人不仅有类似的价格推手，而且艺人之间也有约定俗成的圈子，这个现象在宜兴紫砂行是不是也存在？钱了灾说：当然。一般人家会问我要哪个价位的货，然后，他会根据我出的价向我推荐谁谁谁，这个谁谁谁，和他就是一伙的。

八

经销商真是价格的制定者吗？

我们不妨借助新闻媒体的报道，来再现顾景舟石瓢壶拍卖现场那一幕：

一位“不是很富裕”的藏家在赴京之前，筹措了500万元准备“拿下”此壶，但立即被专家泼了一盆冷水——“别想”。来自江苏的顾先生在拍卖前表示对此壶“势在必得”，预计自己的800万元定能得胜，但最终还是没能争得这件宝贝。又有藏家曾“扬言”1000万元肯定拿，却还是在拍场上“略逊一筹”??“争夺”这把壶的藏家，都是互相认识的朋友、熟人，但即便如此，大家在拍场上也互不相让，竞争呈白热化程度。你方举罢我登场，场上高潮迭起，在一轮又一轮的高位叫价中，不断地掌声四起。最终，以150万元起拍的这件作品，以1200余万元成交，树立了中国紫砂艺术品的新标杆。（6月10日，《北京商报》）

我问钱了灾：那些在拍卖现场频频举牌的真的那么热爱那把壶吗？

钱了灾回答：你说呢？

在宜兴的丁蜀镇，追问某件紫砂作品的真实价格可能是一件让人很难堪的事，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人脉来了解这里面的秘密，但我们可以从很多细节上来感受这一事实。比如，在某个餐馆进餐，旁边那桌的女郎突然很没风度地尖叫起来，“这该死的壶有那么值钱吗？”再比如，在一寻常紫砂铺里，我们挑选好喜欢的紫砂壶后，习惯性地与店主还起价来，陪同我们的当地朋友立刻浮现尴尬的表情……

我还得说说我熟悉的景德镇。

某一年，有人在北京搞了场“景德镇陶瓷精品展”，其中一件国家级大师的作品被一位浙江籍的地产老板收购，当时那位大师也在现场，老板就请大师共进午餐，席间，老板问大师，对8万元人民币的收购价是否满意，大师回答说不满意，老板又问多少才满意，大师伸出一巴掌说再加50%，老板当场签支票，追加4万元。

我记得那老板一边递支票给那大师，一边说：我不怕你涨，就怕你跌。

最近几年，很多陶瓷大师的作品一路看涨，表面上是因为国情变化使然，中国人开始有了收藏与投资的雅兴与闲钱；而更深层次的揭露，是这些工艺品的阶级属性再次被激活，其产品功能离百姓的日常需要越来越远，以官本位为核心的现实社会，直接把很多大师的作品拖入腐败的泥淖，沦为可耻的雅贿工具。

我们没理由不认为这是一种反动与退步。

几年前，我在庐山脚下的东林寺参加一个禅茶大会，邂逅一位搞茶文化研究的学者，他说茶有三味：曰水，曰茶，曰器。高士尚水，将其视为茶事首要；常人尚茶，认为选择什么样的茶叶才是喝茶的关键；最不通的是尚器，将把盏弄杯铺张成一显摆。

不知这位高人对一把紫砂壶卖了1232万作何感想。

九

几乎所有的深度报道，都在强调紫砂壶文化价值的同时，更强调丁蜀紫砂艺人素有养泥的习惯，即使禁采，绝大多数紫砂工艺师都还有储存的紫砂可用。鲍正平先生就曾经把我们带到他的家中，参观他储藏的“一辈子也用不完”的紫砂泥条。

丁蜀镇到处可见这样一条标语：世界上只有一把紫砂壶，她的名字叫宜兴。

这条标语尤其在黄龙山紫砂矿的高处耸立。

黄龙山被宜兴人视为最正宗的紫砂矿，很多紫砂艺人甚至非黄龙山紫砂泥不用，经过数百年的开采，黄龙山作为山的主体已经消失，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碧绿的深潭。我们到黄龙山时，正好遇上一位丁蜀人带一外地朋友来此踏访，这位先生显然是一紫砂通。他告诉我们，尽管政府在2005年4月就把黄龙山紫砂矿给封了，但这么些年，还是有不少的盗挖者乘着夜色冒险采矿。他指着几个状如蜂窝的洞穴说：这就是那些盗挖者的掌子面。摄影师企图钻进一处洞穴拍照，被他一把拉住：每年都有钻进去就出不来的。

我来时查阅了一些资料。

宜兴当地一般把陶土分为白泥、甲泥和嫩泥三大类。

宜兴所产的各种天然陶土，不论是甲泥或嫩泥，都含有多量的氧化铁。含量多的约在8%以上，含量少的也在2%左右。又因各种甲泥和嫩泥含铁量多寡不同，泥料经过适当比率调配，再用不同性质的火焰烧成，可以呈现黑、褐、赤、紫、黄、绿等多种颜色，深浅不一。

紫砂泥料不是独立地存在，它蕴藏在丁蜀镇黄龙山附近的甲泥矿藏里，这种甲泥矿藏与石英同在其生矿，由多层石英顶板、底板构成，矿体走向呈斜坡状，紫砂泥便夹杂在第三、第四层石英岩（板）之中，每层储泥厚度大约4~5米，其中甲泥储量最多，乌泥、紫砂泥储量只占储量的3%左右，由于紫砂泥贮存在甲泥和乌泥之间，故称“泥中泥”。

紫砂泥出矿时状如岩石块，经过日晒夜露、逐渐风化之后，成为豆状颗粒，才可拿去炼泥。（徐凤龙、张鹏燕，《寻找紫砂之源》）

这本书明确记载了2005年4月，“宜兴市政府对丁蜀黄龙山一带的紫砂矿进行了为期3年的保护，与之毗邻属相通矿脉的浙江长兴的雉城、小浦、槐坎、泗安、洪桥等丘陵地带的紫砂矿矿料被宜兴用户大量买进，满足了市场的需求。”

这一记录说明紫砂并非宜兴所特有。

对于只有宜兴才产紫砂的说法，江西理工大学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教授王平在接受《信息时报》记者采访时说，“紫砂是一种成分特殊的粘土矿，尽管其结构和性能优异，但在我国并非稀有。根据地质资料，在我国的湖南、江西、安徽、四川、江苏、宁夏、辽宁、内蒙等地均有丰富蕴藏”。事实上，中国做紫砂壶的知名地区还有广西钦州和云南建兴，与宜兴并称中国三大紫砂名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