栈道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作用，嘉陵、褒斜之开辟远在先秦，子午道成于西汉初年刘邦入汉中之际。《战国策秦策》记载秦昭王时即“栈道千里，通于蜀汉”，韩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也发生在这里，可以说褒斜道和金牛道是一条巴蜀地区，通向北方关中地区的道路，也是自古以来蜀国北连周、秦的交通干线，是中华民族最古老、最漫长、最艰险的一条国道。湖南黑茶到达西安后，即再和其它商品一起集散，向西北甚至更远地区转运。这条运输线一直延用到清末民初。在数百年的时间一直是湖南黑茶的主要流通道路。进入长江的另一部分黑茶则沿长江一直西行，到宜宾后进入四川岷江，运抵雅安、松潘。黎（汉源）、雅（雅安）、碉门（天全）、岩州。松潘是明代川西的五大茶马互市主要贸易地，交易后一路进入康定、甘孜藏区，一路过甘南，进入青海东南部，最后运到西藏、青海各地藏区。

茶马互市首先兴起并发展于西北地区，西北地区是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分界线，也是农耕经济和畜牧业经济的分界线。进入关中的湖南黑茶是其最重要的流向。它们是怎样运销到其它地区的呢？自迟在汉武帝张骞通西域时，丝绸之路便由长安贯穿西北地区，而达西亚。茶马互市首先在唐代，唐高祖武德八年（625），突厥、吐谷浑等少数民族请求与唐王朝互市，朝廷下诏许之。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新唐书陆羽传》即有“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的”记载。到了宋代，西北少数民族茶叶市场需求量大增。从王公贵族到普通牧民无不嗜茶如命。互市交易商品中茶叶已占据了主导地位，到了“银绢钱钞，非蕃部所欲”的程度。《宋史志 第一百五十一》宋代、明代是茶马互市空前繁荣的时期，明代的茶法和茶马互市机构也更加健全。曾在河（临夏）、洮（临洮）、岷、甘（武威）、西宁、庄浪设置茶马司。湖南的黑茶进入官茶的部分也自然由西安通过泾、渭水运，更多则是使用马匹、骆驼转运到上述地区易马。明朝茶禁甚严，“洪武初例民间蓄茶不得过一月之用，私茶出境与关隘失察者，并凌迟处死”。但茶叶的民间贸易一直没有停止。到永乐初年，“茶禁亦稍驰多私出境，”朝廷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弘治三年（1490）接受了御史李鸾的建议，允许西宁、河洮茶马司召集商人运茶，只是限定每次贩运的数量，并收缴40%做官府易马，剩余部分允许商人自由出售。这段时期就是湖南黑茶运销发展最快的时期，湖南黑茶本来产量大，价格低，而少数民族市场又需要，但朝廷为了控制货源和价格一直限制其外销，但最终市场规律还是发挥了作用，其自身的质价优势为其日后独霸西北市场打下了良好基础。

清代初期，西北的茶马互市沿用了明代末期的政策和渠道，由于四川边茶产量的增加、地理位置的优势，康藏、阿坝方向的边销茶已被四川茶完全占据，湖南黑茶主要流向西北陕西、甘肃、青海、新疆的广大市场。清朝茶马互市逐步演化为商人请引贩运，到达中央政府榷茶中马的销区市场后，一半以实物税的形式交茶马司征收，用于易马，一半由商人自行销售谋利。这种政策给商人和湖南黑茶的销售带来了一些生机。甘肃通志载“茶篦先由潼关、汉中二处盘查，运到巩昌（陇西）再经通判察验，然后分赴各司交纳，官茶贮库，商茶听商人在本司贸易。”从这段记载可看出，茶业的运输途径，一条路是由潼关入陕。根据历史资料西北茶叶销售品种推断，这一路应是湖南黑茶。由汉口上岸后，经已较通畅的陆路由河南进入陕西。另一条路则是已延续了数百年的长江入汉江，汉中上岸，翻越秦岭进入关中的道路，因清朝“汉中府西乡、兴安、汉阴、紫阳、石泉等产茶州县向不设引，只许本地行销，照例征税。”可以肯定汉中所引之茶亦多湖南、四川黑茶无疑。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乾隆时期，民间商人自行贸易的状况已越来越普遍，朝廷对茶马互市的垄断逐步削弱，官茶的库存量越来越大，不得已的情况下“罢中马之制，令商纳税银”的阶段。茶叶的贸易也就更为自由和有利可图，给湖南黑茶的行销又一次带来了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