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两个朝代，由于战争频繁，需要大量马匹，朝廷颁布了“榷茶制”的法令，对茶实行垄断政策。朝廷的目的只想有更多的茶叶去换取更多的马匹。在这样的背景下，雅安茶叶得到一个发展机会，茶叶产量不断增加，焙(制)茶作坊大量出现，每年提供换马的茶叶高达数百万斤，其中尤以焙茶作坊的出现最显重要。这种作坊最早始于农村，后来发展到城里。作坊雇请工人常年生产，从原料购进、加工焙制一直到销售均由作坊一体完成。到明以后，这种作坊统一被称为“茶号”(商号的意思)。“茶号”增加，行业扩大，附生产业应运而生。官府重税，茶商得利，百姓受益，有力推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雅安边茶业的兴旺，吸引了中国北方的许多富商大贾，使他们把目光纷纷投向雅安。特别是自元代西征后，川陕合省而治，为陕西商旅大开了方便之门。大批陕西富商大贾纷纷南下四川，其中不少人就跻身于雅安边茶行业。在当时中国商业活动中，陕西商旅与山西商旅并驾齐名，他们实力雄厚，有丰富的商业经验。他们陆续在雅安兴办多家“茶号”，并很快发展到大有取代川商，垄断雅安边茶的势头。明嘉靖以后，又有一批陕商来雅设立兴办“茶号”，“义兴隆”茶号就是他们中杰出的代表。在雅安众多茶号中，它资金雄厚，讲求诚信，经营历史最久，从明代起一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初，可谓称得上是中国最早的百年老店之一。

清代是雅安边茶业发展的鼎盛时期。乾隆年间(1736～1795年)，以茶易马政策完全停止，改“茶引制”为“引岸制”，在一定程度上允许自由贸易，“茶土交流”代替了“以茶易马”，以雅安边茶为内容的藏汉贸易得到了一个空前发展的机会。据《南路边茶调查》(手稿)记载：“清康乾期间，以雅安为中心产区的川边诸县，经营边茶的茶号发展到一百多家，”茶业资金居诸县工商业之首。在雅安，以经营边茶致富成为民族资本家者已不少，不少茶号还到康定开设分店。以茶为副业收入的农户不下10万，茶号雇请制茶工人多达五六千人，每年生产加工边茶多达1000万斤以上。《雅州府志》记载：“雍正八年(1730年)南路边茶销藏引数达104424引，按每引配茶百斤计，销售藏区茶叶达1044 24万斤。”《西藏通览》记载：“清代南路边茶自川运往康定至巴塘，数量不下1000万包值约16万两。”据《南路边茶调查》(手稿)记载：“雅安一茶商曾云，他每年运藏边茶达2000驮(从康定到拉萨的南路边茶全用牲口驮运)，每驮6包，共12000包”。一户尚且如此，可窥当时全貌。到清代中叶，雅安、荥经、天全、名山茶号仍达七八十家，商人认引每年都在10万引以上。清王朝为了笼络西藏宗教上层人士，特地规定雅安每年都要提供一定数量的礼茶，专供朝廷赏赐西藏喇嘛活佛所用，称之为赏需茶。《雅安县志》记载：“赏需茶，单年300包、双年200包，由道署领?商人承办。其中赏给达赖喇嘛茶75包，每包重50斤。”上个世纪60年代，雅安边茶厂组织赴藏调查，在一些大喇嘛寺里，还看到明朝、清朝时期皇帝赐给达赖喇嘛和其它活佛的边茶，仍被当作吉祥的神灵供奉在寺庙里。

光绪三十三年(1888年)，英帝国主义发动入侵西藏的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印藏条约》和《印藏续约》，规定开放西藏的亚东为商埠，五年内藏印贸易互不收税。由英帝国主义控制的印茶乘机侵销西藏，对南路边茶造成很大冲击。边茶市场萎缩，销售量下降40%。但在茶叶品质的竞争中，雅安边茶仍占优势。据有关史料记载：“原料是本质问题，印茶产自热带，味道苦涩，远不如川茶芳香适口。加之藏人饮用川茶已有相当历史，认为川茶性凉，消食解腻，沁心解渴，作用较印茶明显。”所以饮用时搭配使用，川茶为主，印茶为次，称为“和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