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的宜兴窑都会选择当时最好的匠师，用当地最好的砂泥制作出最精良的优秀品种。这些当时被选中进京的紫砂器均不能铭刻上匠师的姓名，要么按照官窑的格式铭刻帝王朝代款，要么不书款，这一点也是宫廷壶与文人壶的最大区分之一，一般来说，流传于社会的高品味、高档次的茗壶，大多有名家题款，这样可以「壶以字贵，字随壶传」，而宫廷用器的特殊性使藏品中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形：在清初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中，康熙、乾隆有年号款，款识大小、布局格式与同期官窑瓷器相同，雍正朝未见官窑款识，乾隆以后的其它各朝代也不多。也许有人会问：清代正值紫砂业的繁荣时期，名家高手辈出，宫廷是使用第一流的紫砂器，怎么会多数没有名家款识呢？

　　这是因为，首先，清代宜兴窑毕竟是一个独具地方特色的民间窑场，其社会地位还不如产量巨丰、朝廷重视、吃皇粮的景德镇官窑。其次，当时社会上手工业匠人的地位是卑微的，不能登上大雅之堂，即便是得到士大夫阶层青睐的名家高手，也只能局限于文人的圈子内，社会地位仍然被限定在封建等级之中。再者，在官僚文人合作的制品中署款，近似一种广告宣传，在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同时，也宣传了文人墨客的风流儒雅，而当初由宜兴地方进贡给皇室的紫砂器是朝廷的御用品，与其它品类的御用工艺品一样，是不能留有个人痕迹的，只能遵旨书写帝王年号款，或者不书款，一切根据具体需要而定，书写铭刻帝王年号款的先决条件是在朝廷有旨的情形下，奉旨书写的，随便书写也是不成的，所以当时社会上再有名气的匠人也不敢擅自在自己的制品上署名，将自己凌驾于地方官吏之上，在最高统治者面前留姓扬名的。和景德镇的官窑瓷器不同，乾隆以前的许多宫廷御用紫砂是没有款识的，不能单纯以有无款识而论其价值。有一部分旧藏品中的无款器，藏品的砂质及制作的精美程度与当时的大家陈鸣远、项圣思、惠孟臣、杨友兰、杨彭年等名家制器相比毫无逊色，或者更胜一筹。制砂艺匠们在给宫廷的制器中倾尽了全部的心血，生怕有丝毫的闪失，小心而谨慎、一丝不茍，把毕生的心力和智能倾注于小小的茗壶中，而制作者真实姓名由于封建等级制度的束缚而被深深的埋入历史的长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