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发展了，产量增多了，利润增多了，而封建官府对茶商茶农的课税和勒索也增加了。光绪年间，云贵总督在普洱增设盐茶道，下设官茶局及盐举司，加重了茶商、茶农的苛派。由于茶捐过重，茶农受损，茶商亦无利可图，以至造成“普洱产茶，颇为民害”（见吴应枚《滇南杂记》。）到光绪末年，普洱茶已由过去年产八万担的高峰跌落到五万担。许多茶商和马帮只得另走他途，过去马帮络驿，商贾云集的景象一蹶不振。到抗日战争结束的1945年，全区茶叶产量降到15000担。到1949年时，全区茶叶种植残存面积仅31400亩，产量仅6992担，降到了历史最低点，普洱茶马道亦从兴盛逐渐走向了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