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保胜经过多年研究，撰写了《永乐大钟梵字铭文考》一书，季羡林先生称他的这项工作为“近600年的佛钟铭文第一次得以解读”。据张保胜向记者介绍，大钟铭文分为三种，第一种为种子字，象征佛菩萨和佛教教义的文字符号，是经义的高度浓缩；第二种为陀罗尼，即咒或真言；第三种为曼荼罗。据他统计，大钟计有咒语145道，曼荼罗7幅，咒牌4幅，种子字77个。

　　永乐大钟梵文铭文主要刻在钟体上部，分布在悬挂结构、钟顶外壁、钟顶内壁、钟口唇边、钟裙内壁荷叶边等处。记者沿着大钟观察，因为钟太大，根本无法看清楚钟的上半截，也看不到钟的内壁，因此，站在钟前，满眼都是汉文的经文和咒语。记者只在钟裙外壁东西两侧各发现两个种子字，可以说站在永乐大钟前，一般人只能看清楚这四个种子字。记者查阅张保胜的《永乐大钟梵字铭文考》，并没有单独对这四个种子字进行释读，大概因为是简单易解之故。记者自己仔细比对，认为这应该是四大天王种子字，在曼荼罗上非常常见。

　　张保胜说，兰扎体梵文的书写是藏密僧人的“专利”，汉人不通此道。但精通书写未必等于精通梵文，藏僧在梵文书写上也常常发生错误，包括永乐大钟铭文也出现不少错误。

　　永乐大钟是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营建的一大工程，观钟者只要想到在这个明成祖的威严堂皇的镇国之宝上，从钟顶自上而下布置着五千梵文，恐怕很难不感到惊讶。张保胜更进一步介绍道，“整个永乐大钟就是一尊都会曼荼罗——密宗所想象的以本尊毗卢遮那佛所化现的宇宙图——须弥山。”记者仰观这个巨大的都会曼荼罗，颇感震撼。

　　法海寺梵钟呼唤解谜者

　　告别永乐大钟，记者又来到石景山区模式口内的法海寺。法海寺建于明代正统年间，其整体建筑布局受到藏传佛教的深刻影响，初建时就有三位开山喇嘛驻寺。

　　在法海寺第二展室内陈列着法海寺梵钟，该钟铸成于明正统十二年。需要指出的是，所谓“梵钟”，是佛寺铜钟的通称，并非特指刻有梵文的铜钟。

　　现调到石景山文物保护所工作的苗天娥曾在法海寺文保所工作多年，对这口梵钟情有独钟，曾对该钟做过仔细观察和考证。苗天娥向记者介绍说，法海寺梵钟钟体外壁外侧有梵文经咒1500字，其间夹铸有汉文题名25组，钟体内壁有梵文经咒2070字，也铸有汉文题名25组。在这些汉文题名中有许多是纯粹藏传佛教尊奉的诸佛和金刚。此外，大雄宝殿藻井周围的231块曼荼罗天花板，皆有梵文种子字，也非常重要。

　　然而法海寺梵钟的梵文还没有被完全具体地释读清楚。法海寺文保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前几天石景山区的领导正好来寺参观，问及梵文的具体意思，结果大家都答不上来。因此他急切地对记者说：“请你们《中国社会科学报》帮我们呼吁一下，希望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大的梵文专家们能够帮助我们释读大钟内外的梵文。”

　　珍贵的陀罗尼梵文经幢

　　经幢为刻有佛教经文咒语的石柱，常刻的内容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等经咒。

　　法海寺梵钟外的走廊上就立有一个明代正统年间的八棱陀罗尼经幢，刻有梵文、汉文经咒若干。

　　记者在法源寺拜访法映长老时，在长老指点下，于法源寺天王殿外西南角找到一块八棱梵文经幢。根据现在的摆放方位，该幢的八面中，正东面全为汉文题记，落款时间为“大明弘治四年”；东面为梵文和汉文混杂，似某女为其父母建此经幢，落款时间为“天会丑年”，查天会为金代年号；其他六面则全为悉昙体梵文咒语。也许该幢于金代建成后，明代曾经补刻，具体情况还有待于学者进一步研究。

　　据介绍，北京通州区曾发现有元代梵文经幢两个，但是所在地址不详，可能已经转入文物库房保存。

　　当然，北京地区也曾发现有元代以前的梵文经幢，记者就此请教考古学家，北京文物研究所的于璞告诉记者，在房山区云居寺和大兴区康庄都曾出土有辽金时代的梵文陀罗尼经幢，不过对记者而言，这属于另一项任务了。

　　世界文化遗产云台

　　居庸关云台位于昌平区居庸关长城景区内。记者进入居庸关，直奔主题——云台。云台原为元代过街喇嘛塔，叠经世变，才成为今天的面貌。后世因望其如在云端，改称“云台”。云台券洞两壁刻有佛顶尊胜陀罗尼、如来心陀罗尼等经咒，使用了兰扎体梵文、藏文、八思巴文、畏兀儿文、西夏文、汉文六种字体。居庸关已经被列入世界人类文化遗产，而云台堪称镇关之宝，梵文等六体文字则是云台成为镇关之宝的关键因素。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年来启动特殊学科“绝学”建设项目，在云台就能看到三种列入“绝学”的文字——梵文、八思巴文和西夏文。站在云台前，记者虽不“识字”，几近文盲，但根据字形辨别，可以看到梵文咒语都刻在两壁顶部，居于所有文字之上。

　　从居庸关出来，记者前往寻找弹琴峡元代梵文石刻。在当地“的姐”贺梅的帮助下，记者才在延庆县弹琴峡隧道北出口下找到这处石刻，其内容为六字真言。同样的，在旁边还有藏文、蒙文六字真言石刻。弹琴峡梵文石刻虽然不起眼，但是它位于当年元大都到漠北的交通要道上，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