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外销青花瓷器”现主要保存在西亚的土耳其和伊朗。器型有高达七十厘米的葫芦瓶、口径达五十厘米的大盘、口径达三十厘米的大碗、高达四十厘米的大罐等，这些瓷器均与中国本土青花瓷器艺术特点一致，所绘纹饰有龙、凤、麒麟、鱼、鸳鸯、菊花、牡丹、石榴、鸡冠花、莲花、西瓜、松树、梅花、竹丛、芭蕉、海涛、坡石、栏杆、变形莲瓣纹和几乎在每一件瓷器上都画有藏传佛教中的“八宝”纹饰。而国内现存的元代青花瓷中带有“八宝”纹饰的却不多，且多出现在元代贵族官宦的墓葬和窖藏中，一般小件的民用元青花瓷器上很少见到。另外，西亚地区遗存的元代青花瓷整体制作水平精美、器型硕大、数量不多、不同于中国古代外销贸易瓷在海外分布范围广、数量多、制作档次杂的特点，其中又以中低档日用瓷占主流。

　　从这些元代青花瓷器上，找不到一点带有西亚当地民族宗教信仰和民间风俗的纹饰痕迹，几乎在所有的瓷器上都出现被元代统治者尊为国教的藏传佛教为内容主次纹饰，并杂以代表中国古代皇权的龙凤纹和诸多汉民族文化艺术风格的纹饰，这在信奉伊斯兰教的地区成为贸易瓷是不可想象的。

　　倒是此后二百多年的明代正德皇帝烧造了许多带有伊斯兰教和阿拉伯风俗内容的官窑瓷器，它们虽然广为流传，但也未像元代青花瓷一样流向西亚和中东的阿拉伯地区。两者鲜明的对比，不禁要使我们对西亚的元代青花瓷的属性产生疑问。在收藏元代青花瓷的土耳其托普卡比宫中藏有一幅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宴请外国使节的图画，画中官员们围坐在圆桌旁手持长柄金属勺从一个中国古代烧制的青花缠枝花卉纹钵中盛取食物，而这件青花钵的器型、纹饰十分像明代早期的青花瓷器。

　　由此可见，西亚地区流散的元代青花瓷器不应该被全部简单的认为是当时的外销贸易瓷。古代西亚地区的统治者，并不是这些瓷器的最早接受者，而且他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知道这些瓷器上的纹饰的内容真正含义。

　　１２５３年，成吉思汗之孙蒙哥汗派其弟旭烈兀第三次西征，１２５６年征服了波斯全境，１２５８年平十余国，占巴格达，阿拉伯帝国亡。蒙哥汗把阿姆河以外之地，委付旭烈兀统治，建伊利汗国。忽必烈时赐旭烈兀之子阿八哈汉文王印，成为元代藩属国，其地域囊括了阿姆河以西及阿拉伯半岛的广大地区。而这些瓷器应是元代中央政府赏赐给附属藩国的御用瓷器。许多被西亚地区的后人获得后献给了神庙和最高统治者，并被嵌上金银装饰，认真的保存起来。与此同时的中国，厚葬之风使大量精美的元代青花瓷器埋入了地下，传世中的少量元青花瓷器在无数次天灾人祸中消失或流散海外。虽然国内出土了许多精美的元代青花瓷器，但没有一件出自元代皇帝和藩王的陵墓，这也给经常为最精美的元青花瓷器遗留在海外而遗憾的国人存有一丝悬念和希望。

　　现遗存于西亚地区的元代青花瓷器中相当一部分应属于元代时期的宫廷用瓷，也可以称之为元代的“官窑”瓷器，但它仍不能代表元代时期江西景德镇瓷器的全貌。目前，包括西亚地区在内的世界各地也相继发现了元代青花瓷器，使我们更有条件来全面认识元代青花外销瓷的真实面貌。

　　二、元代青花瓷器的制作特点

　　旧时对元代青花瓷器研究甚少，人们受清代和民国时期收藏界和古玩行的影响，谈及青花瓷首推永宣，次即成弘。即使在建国以后对全国古代窑址进行科学考古挖掘后编写的《中国陶瓷史》一书，对元代青花瓷器的研究也仅限于初始阶段。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美国的波普博士对元代青花瓷的深入研究，使世人走进元代青花瓷的多彩世界。而在世间沉睡了七百多年的元代至正十一年款青花龙纹象耳瓶重新被发现和认识，为人们在探索元代青花瓷的道路上，起了里程碑的作用。

　　原来仅凭着国内收藏的元代青花瓷器总结出的特点有的要修改、有的要补充、有的要重新认识。

　　元代青花瓷器在江西景德镇地区由宋代的影青瓷过渡到元代的枢府瓷而发展起来的。其胎体与任何一个古代窑场的瓷器品种一样，有粗有细，有厚有薄。釉色由两宋时期白中闪青的半透明釉，发展到元代白中微青的乳浊釉，最后发展成元青花瓷白中闪亮青的透明釉。釉色有的白中闪微青，有的白中带黄，有的施釉均匀，有的釉上有棕眼的粘沙。青花呈色有的深蓝浓艳，有的浅淡雅致，有的蓝中带黑灰，往往蓝艳者少杂质，结晶黑褐斑并不普遍，而蓝中发黑灰者常有结晶斑，并带有晕散流失现象。纹饰精细者双线勾勒，内填青色，一侧留有白隙，并辅以模印，暗刻花纹，或白地青花或青地留白，繁褥中不失主次，精巧处略显豪放，纹饰简约者一笔勾勒，亦笔亦墨亦染，草率中见出生动。器型继承前朝，推陈出新，高七十厘米的瓶，径五十厘米的盘，棱角花口，毫无烧扁、失圆之病，手把之杯、指握之碗，却有偏陋之病。各类器物底足，常见不规则之乳突、露胎处多呈淡黄褐色，粘有黑色窑渣，但有相当一部分海外遗存的元青花底足，制作十分规矩，细底白胎，不仅没有世称的“火石红”痕，甚至在釉层与胎质结合的边缘，没有一丝国内常见的元青花瓷和永宣青花瓷上常见的微微窑红。

　　元代青花瓷器中有的底足露胎处没有人们常说的“火石红”痕，并不奇怪，因为在元代江西景德镇地区烧制的影青瓷和枢府瓷中，也有底足露胎处没有“火石红”痕的现象出现，这也自然会影响到与之一脉相承的元代青花瓷器。我们把三件从不同采集地点采集到的元青花瓷的底足特征进行分析元代青花瓷器的各项特点。

　　从中国海南岛沿海中发现的元代青花荷塘鸳鸯大碗底足残器上，呈现出碗内残留的荷塘鸳鸯图案与碗外壁变形莲瓣纹图案同现存土耳其托普卡比宫中一件元代青花松竹梅纹大碗如出一辙。纹饰图案、青花呈色、画法以及残留的部分形制，表面所施釉色十分接近。尤其是这件从数米深的海水中捞起的元代青花碗底足上、圈足中微隆起乳突状，且洁白细腻，没有一丝“火石红”痕，略带几点黑褐色窑渣。制作十分规整，应是在运往海外途中所遗。

　　另外两件从国内的内蒙古地区元代古城遗址中采集到元代青花碗的残存底足上，我们又看到了元代青花瓷的又一面貌。

　　一件小型青花折腰盏内，用呈色浅淡的青花准确、熟练的一笔勾画，用一只折枝灵枝纹饰釉色白中闪青，施釉均匀，胎体轻薄，形制规整，特有的小型底足、足墙外撇，厚圈足，底面平切，圈足内微有乳突，露胎处火石红痕不明显，略带粘沙。另一件青花碗内，用深蓝色青花画缠枝菊纹，纹饰用笔粗放，青花呈色有黑蓝色沉淀斑痕比较多，施釉较匀，釉色白中闪青，胎体较粗厚，形制随意，底足平切、足墙宽厚，圈足内乳突较明显，露胎处火石红痕较重，略带粘沙。

　　从这三件元代青花碗的底足处，我们可以看到元代青花瓷器高、中、低不同档次的各自面貌特征。虽然这只是不能代表元代青花瓷器全貌的个别现象，但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从三件元青花瓷碗标本底足处，可以看到海南岛沿海中发现的残器底足十分精细，浑圆，其工艺水平并不亚于明清两代的官窑瓷器。两件元代古城遗址采集到的元青花碗足，应属国内发现的元青花中档产品。这至少说明了在元代江西景德镇烧制元青花瓷的窑场内，已具备了很高的制瓷水平和工艺，并烧制了多种档次的青花瓷器。同时也具备了专门为宫廷烧制高档青花瓷的能力和水平，并建立了类似明清两代专门为皇宫烧制各式瓷器的“官窑”。而且，元代青花瓷器成熟期实际上要比我们目前学术界公认的元代后期要早的多。

　　三、元代青花瓷器向海外输出的路线

　　元代青花瓷器对西亚地区的输出路线，学术界认为有两条，一是自汉代开通的陆上“丝绸之路”，一是自宋代逐渐发展起来的海上“丝绸之路”，尽管有的学者对两条路线孰重孰轻多有争议，但在元代时期，这二条路线都具备了实际操作的可能。

　　首先陆上“丝绸之路”已不像汉唐时期需经过多个国家，元代时这一地区已被元代的四个藩属汗国所统治，使得这条输出路线更便捷、更安全。海上“丝绸之路”在元代曾因“禁商泛海”而时开时闭，但元代的航海能力及对外贸易十分发达。而从海南岛附近浅海中发现的元代青花绘鸳鸯荷塘纹碗，正是元代青花瓷曾从海上“丝绸之路”对外输出的明证。

　　从此残碗上纹饰、青花呈色，胎釉等方面特点与现藏土耳其的托普卡比宫中一件青花绘松竹梅纹大碗相比，有许多相似之处，应是在海上运往西亚地区时遗落在海南岛的。就目前公开发表有关元代青花瓷器对外输出的路线等问题的资料而言，均系推测，尚无一件实物例证。而此件元代青花残碗的出现，就其市场价值而言，不过百余元，就其考古、文物价值来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元代青花瓷器存世量并不多，在对外输出的海路与陆路上，若有少量遗存，陆路曲折漫长，又多系荒漠，海路风高水深，漫无边际，偶有遗存，可谓大海捞针，此碗出现，虽残犹珍、宛若天赐，我们从它身上，可以推测出元代青花瓷的输出路线，进而可窥见元代的对外贸易状况，海禁情况，航海能力等一系列问题。

　　四、元代青花瓷器对周边国家制瓷业的影响

　　元代青花瓷器出现在海南岛，说明了元代时期对外交流的海船是沿着海岸线曲折航行的，这与船的大小，航道的选择，航海导航技术发展有密切关系，从海南岛穿马六甲海峡时，应沿越南东海岸航行，并中途停靠沿途港口，而古代安南烧制的青花瓷器，无疑是受了元代青花瓷器的影响。在中外博物馆中收藏的古代安南青花瓷器里，许多带有元代青花瓷器的特点，这无疑是元代青花瓷器对外交流时做出的贡献，有趣的是与越南接壤的中国云南省地区发现了许多当地烧制带有元代青花瓷器特点的瓷器，元代时期的云南，安南与江西景德镇烧制的青花瓷器三者之间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明朗。现从实物上观察，如三者同时具备某些相同的特点，古代安南和元代云南地区所烧制的青花瓷器应晚于元代江西景德镇烧制的青花瓷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