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与1973—1974年发掘的“官钧”瓷器及故宫博物院旧藏典型官钧瓷器明显不同，推测其年代可能晚至元代。也有代表认为2004年钧台窑遗址出土的“官钧”瓷器为明初生产；而1973—1974年钧台窑遗址出土的官钧瓷器，与故宫博物院旧藏官钧收藏品特征一致，为北宋产品，并强调1973—1974年发掘的钧台窑遗址为所谓“北宋官窑”。应当指出，这种对出土和传世“官钧”瓷器简单分类与断代的做法是十分草率的。如前所述，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等旧藏官钧瓷器本身就可分为两类，其中一类正与2004年出土官钧瓷器特点完全相同。而且，从掌握的资料来看，2004年发掘的“官钧”瓷器中也有少量精致型制品。因此在对两次钧台窑遗址发掘遗物及传世“官钧”瓷器未做深入了解和研究的情况下，匆忙作出上述结论，也就难免失之偏颇了。

关于粗放型与精致型瓷器孰早孰晚的问题，从前者工艺比较原始、落后的特点来看，其年代或有可能早于后者。因为精致型的诸多工艺特点，均似在粗放型的基础上改进而来。如粗放型支烧工艺，原采用密集的锯齿状支圈，齿端与陶瓷器物底部接触面较大，烧成时容易粘连，留下难看的疤痕；而精致型则改用较为稀疏的锯齿状支圈，齿端尖细，与器物的接触面很小，这样烧成时既不宜发生粘连，又可使支痕变小而求得美观。又如精致型器物底部的刻字，也应是在粗放型基础上的改进和规范。粗放型的数字，大多刻于圈足内侧或云头足内侧，字体大都草率不工，位置亦无严格要求。而精致型的刻字，其字体、位置、手法都非常考究，似已形成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