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世官钧瓷器中存在两个不同类型的情况，早已引起一些陶艺学者的注意。罗慧琪、余佩瑾提出官钧瓷器可能存在 “祖型群”与“后仿群”，即原型与后仿问题。不过在谈及后仿问题时，他们均将后仿瓷器与高濂《遵生八笺》所载“诸窑假钧州紫绿二色洗与水中丞多甚，制亦可观，俱不入格”的情况相联系。余佩瑾还据此猜想传世品中的粗糙呆板之作，如鼓钉盆托可能即属后仿品，并进一步发问： “难道均是文献出版的十六世纪晚期?究竟有无可能延续至清朝?”。然而，根据1973～1974年及2004年两次钧台窑遗址发掘材料来看，所谓“祖型群”与“后仿群”两类产品，均为钧台窑烧造。其中1973—1974年发掘的官钧瓷器标本与所谓的“祖型群”(精致型)特征相吻合；而2004年发掘的官钧瓷器标本中的绝大多数特征则与所谓“后仿群” (粗放型)相一致。由此看来，“后仿群”实为钧台窑烧造的两种类型官钧瓷器中的一种，与《遵生八笺》所说的仿钧州瓷器的情况并无关联。

2005年禹州钧窑学术研讨会上，参与2004年钧台窑遗址发掘的研究人员认为：2004年发掘出土的官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