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作工艺自宋、元以来日趋完善，有了技术支持，各类珍贵硬木材料才能运用自如，可这终究只是令家具改头换面而已，家具形制的嬗变虽然直接出自匠作，但工匠们并无跳出前人窠臼去独创一格的非分之想，默守陈规的劳苦营生使得他们碌碌无闻，直到文人的参与，才为古老的家具工艺注入了活力，他们陆续撰写了有关室内设计和家具装饰的文章，其审美意趣与工匠精湛的手艺相结合，诞生了一大批意味隽永且深得传统精髓的家具杰作。

　　文人对家具的著录，自汉以降虽然时有所见，但大多是只言片语的零星记载。明代晚期，文人以古朴为雅，反对繁纹褥饰，追求自然天成，写下了大量以“古雅”为家具审美标准的文章，论述之详尽，为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无法比拟。

　　辑录当时各类家具形制的有明万历间王圻、王思义的《三才图会》。高濂的《遵生余笺》，屠隆的《考盘余事》，文震亨的《长物志》中，有关家具设计、审美以及室内陈设的描述，为后人阐释了当时处于社会变迁下的家具文化。尤其在文震亨的《长物志》中有两章涉及家具，言之甚详，除了介绍当时家具的材质、结构、装饰和用途以外，还阐述了自己关于家具形制、装饰和陈设的审美观点，诸如室内陈设必须“几榻有度，器具有式，位置有定，贵其精而便，简而裁，巧而自然也。”批评当时某些家具“徒取雕绘文饰，以悦俗眼，而古制荡然，令人慨叹实深。”说椅子“宜矮不宜高，宜阔不宜狭，其折叠单靠吴江竹椅，专诸禅椅诸俗式断不可用。”认为榻“忌有四足或为螳螂腿，不承以板则可，近有大理石镶者，有退光朱黑漆中刻竹树以粉填者，有新螺钿者，大非雅器。”天然几只可“略雕云头、如意之类，不可用龙凤、花草诸俗式，近时所制狭而长者最可厌。”书桌应该“中心取阔大，四周厢边阔仅半寸许，足稍矮而细，则其制自古，凡狭长、混角诸俗式俱不可用，漆者尤俗。”杌若作“竹杌及绦环诸俗式不可用”交床若是“金漆折叠者俗不堪用”等等。

　　文人的观点和论述，对明式家具风格的形成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艺术化了的日常生活器具，以鲜明的个性特征和浓郁的文人气息，书写了家具艺术的新篇章。

　　明代晚期，民风日奢，古代的社会风尚呈苟延之势，人心淳朴渐失而流于诈伪，矜夸之习日盛，用硬木制作家具极为普通并且形成了风气。范濂《云间据目抄》载：“细木家伙，如书桌禅椅之类，余少年曾不一见，民间止用银杏金漆方桌，自莫延韩与顾、宋两家公子，用细木数件，亦从吴门购之，隆、万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而微之小木匠，争列肆于郡治中，即嫁装杂器，俱属之矣，纨绔豪奢，又以据木不足贵，凡床厨几桌，皆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极其贵巧，动费万钱，亦俗之一靡也，尤可怪者，如皂快偶得居止，即整一小憩，以木板装铺，庭蓄盆鱼杂卉，内则细桌拂尘，号称‘书房’，竟不知皂快所读何书也！”

　　上文说明硬木家具的普遍传播是明代后期的事情，文中的“吴门（苏州府）”和“云间（松江府）”都是物产丰富、人口众多的好地面儿，也是明式家具的发源地和主要产地。富庶是孕育奢靡的温床，它促进了硬木家具的生产，及至清代前期，明式硬木家具在数量和工艺上都达到了顶峰。

　　清三代以后，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矫饰、奇巧的手工艺作风盛行，明式家具风格渐渐不受上流社会喜爱，除了少数地区如苏州东山、西山等地继续保留明式做法以外，文人意趣在家具上消退殆尽，清式家具风格已成定制，明式家具在总体上步入衰微。